希臘破產，高退休所得替代率是主因？
圖片取自《農藝女孩看世界》臉書粉專
最近在台灣，「退休所得替代率」又成了話題。之前的年金改革，讓不少人損失了退休金，從此退休生活就出現了重大的改變。
身為領不了多少退休金的私校教師，我從來都是認命的自己存。從早期的「儲蓄型保險」到現在開始投資股市，我對我的退休金最後能有多少％來自政府，我只能說「不敢想」。
當然，到底該不該做年金改革，其實各自有不同的意見（當然，如果你問人民，通常的意見就是多多益善）。就我的觀察，為了因應人口老化、財政壓力和經濟結構改變，許多國家不得不進行退休年金改革。退休金制度本身是社會保障體系重要的一環，但如果設計不當或未及時調整，可能會對國家財政穩定構成威脅。
為什麼年金制度需要改革呢？部分原因來自於未能預見生育率的長期下降，導致整個年金系統面臨極大的挑戰，而這與人口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因為早期的年金制度多是基於「人口金字塔穩定」的假設設計的，意思就是我們的國家認為大家會繼續生孩子、也會在某個年齡時一一回去見祖宗。當時的設計是基於「高出生率」（大家會繼續生孩子）與「較短壽命」（大家會在某個年齡時一一回去見祖宗）這兩個大假設。高出生率能確保繳費者（新一代勞動人口）大於領取者；而較短壽命假設退休者享受退休金的時間有限，支出壓力較低。
這兩個假設在20世紀中葉時的確是成立的，尤其在經濟快速增長和嬰兒潮的背景下，看起來絕對沒問題！但是，隨著生育率下降（大家越來越不想生孩子）和預期壽命延長（大家回去見祖宗的年齡越來越老），這些前提已被徹底顛覆。
生育率下降是許多國家面臨年金危機的核心問題之一。少子化導致繳費者減少，使得年金系統的收入無法跟上支出。例如：在許多歐洲國家和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和台灣），勞動力人口與退休者的比例已經從之前的10:1下降到3:1，甚至更低。
而少子化進一步使得年輕一代要負擔更多退休者的年金，導致繳費者的壓力大幅增加。對年輕人來說，這種高負擔與低福利的預期可能進一步降低他們的生育意願，形成惡性循環（都快要活不下去了，還生？）。
生育率下降再加上經濟成長放緩，導致年金基金枯竭的速度加快。例如日本就估計年金基金預計在2050年耗盡。而台灣，根據報告，公務人員退休基金可能在2030年代後期面臨資金不足的風險。
那麼，為什麼低估了生育率下降的程度？
這樣說吧，許多國家在設計年金制度時，未能預見到生育率會長期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1人）。他們認為經濟發展應該會、可能會帶來生育率反彈，但事實卻恰恰相反。
其次，隨著社會的現代化，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這些受教育的女性對自己未來的想像，當然不會是在家「相夫教子」。受教育以及大環境的改變，讓這些女性的職場參與增加，加上育兒成本上升，於是生育率在全球範圍內大幅下降。雖然部分國家希望透過引入移民來填補勞動力缺口，但移民也面臨生育率逐漸下降的趨勢，無法長期維持人口增長。
當然，除了生育率下降，壽命延長也是年金制度壓力的重要來源。平均壽命延長使得退休金的支付期限延長，導致總支出大幅增加。常常可以聽到大家覺得「月領」比「一次領」要更划算，就是因為大家也都預期自己可以活比較久的關係。如果你預期你只能活60歲，但是你要55歲才能退休的話，誰會想要選擇「月領」呢？
另外一個因素是，雖然壽命延長，但退休者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並未顯著改善，意味著年金制度需要支撐更多的非生產性人群。我自己的觀察是，很多台灣的退休老人家，或許是因為健康真的有問題，或許就是認為退休就是退「休」，所以一退休就真的是退休了，從此就不再從事任何對經濟生產有幫助的工作。這樣，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就成了負面大於正面。
因為沒有預期到的低生育率與壽命大幅提昇、加上經濟增長放緩等問題，導致了繳費者減少與領取者增加，加劇了退休金系統的財政壓力，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各國對年金制度的調整。
年金制度的調整的主要目的是確保退休金制度的永續性。改革的方法包括了提高退休年齡、降低退休所得替代率、改變退休金計算基準、推動私人養老金計畫、延長繳費年限、設置領取上限、逐步廢除特別優惠等。
如德國、法國、台灣把退休年齡提高，透過延長工作年限來減輕退休金支出的壓力。退休年齡提高可以放緩加入領年金的人數，又可以增加繳納年金的人。德國已經逐步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台灣則在2018年的改革中，逐步提高公教人員的退休年齡到65歲。而法國也多次嘗試提高退休年齡（例如從62歲提高到64歲），雖然引發了嚴重的抗議。
希臘與西班牙則試著將退休所得替代率降低，來降低退休金支出。在歐債危機期間，希臘大幅削減退休金並降低替代率，從接近90%降低到約60%。而西班牙雖然改革後的替代率雖仍然較高，但也靠著進一步限制早退休的優惠條件來降低退休金支出。
而義大利與日本則透過改變年金計算方式來降低退休金支出，例如延長計算期間或採用更低的基準薪資。其中義大利是從基於最後幾年薪資的計算模式改為基於全工作期間平均薪資；而日本則是引入基於經濟增長和人口增減調整的計算方式，來調整退休金的計算。
有些國家則是開始推動私人養老金計畫，讓個人或企業更多參與退休準備，以減輕政府退休金制度的壓力。如智利早在1980年代就轉向完全私人化的退休金系統（雖然後來面臨公平性爭議），而美國也早在1981年就開始透過401(k)和IRA（個人退休帳戶）推動私人退休儲蓄。我記得當我在美國要開始我的博後生涯時，就有許多同事問我，你買了401(k)嗎？這個很重要喔！
透過延長繳費年限也可以增加個人對退休金系統的貢獻，以平衡支出。例如法國就逐步延長最低繳費年限，從40年提高到43年。而台灣的公教人員需繳納退休金的年限也從25年逐漸增加到30年。
有些國家則透過設置領取退休金的上限，以減少高薪族群退休後的過度福利，來維持制度的公平性。例如瑞士就實行了退休金上限制度，並且納入個人儲蓄計劃來補足額外需求。而希臘也在改革後設置了單月退休金的最高金額限制。
最後，巴西則透過逐步廢除對公務員和軍事人員的高退休金優惠，來降低其他族群不公平的感覺，也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
當然，要把錢放進人民的口袋裡容易，但是要把錢從人民的口袋裡拿出來那就難了。所以各國的退休年金改革都遇到許多挑戰，例如法國的多次年金改革就曾引發全國大規模罷工；而如果新制度設計不良，改革可能會讓年輕一代承擔更大負擔，或對某些特定群體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最後，因為退休金制度需要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和勞動力支持，若改革與經濟環境不匹配，可能反而加劇問題。
所以，不管大家喜不喜歡，退休年金改革是一個全球趨勢，主要是沒有任何一個當政者在20年代中期能預見現在的低生育率與經濟成長放緩。當時的人口可是「直線上升」，也導致了許多國家制訂了限制生育的政策，如台灣的「家庭計畫」就喊出「一個孩子不嫌少，兩個孩子恰恰好」以及中國惡名昭彰的「一胎化政策」。因此，應對人口老化和財政壓力，年金改革是不能不做的，但同時也面臨公平性和社會接受度的挑戰。每個國家的改革方向與深度因其經濟結構、文化背景和社會需求而異，但核心目標都是讓系統能在未來長期運作，同時維持對退休者的基本保障。
回到我們的命題，網路上有人說「希臘破產時，其公職人員的所得替代率就是80%」，也就是說，高退休所得替代率是希臘破產的主因，這句話是真的嗎？
這樣說吧，這句話只有部分正確。的確，在希臘破產之前，他們的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替代率（退休金相對於退休前薪資的比例）的確非常高，通常被認為是導致該國財政困難的因素之一。
希臘的退休所得替代率曾一度高達 80%-90%，某些情況下甚至更高。這意味著，許多公務人員在退休後的收入接近或等同於他們在職時的收入。
其次， 在破產前，希臘的法定退休年齡相對較低（女性60歲，男性65歲，部分特殊職業甚至更早），導致許多人在勞動力市場中工作的時間較短，但享受退休金的時間較長。
更糟糕的是，除了高替代率外，希臘的退休金系統甚至還提供多種補貼和額外津貼，例如聖誕節、復活節和暑假的額外月薪（稱為第13個月和第14個月薪資），進一步增加了退休金的實際收入，當然也進一步消耗了退休年金儲備。
這種過於慷慨的退休金制度，加上稅收制度的執行力不足，成為希臘財政問題的主要成因之一。歐債危機期間，希臘被迫在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進行退休金改革，降低替代率並延長退休年齡以穩定財政。
但是，網路上的那句話「希臘破產時，其公職人員的所得替代率就是80%」，卻犯了許多「偏誤」。讓我們用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真確》（Factfulness）中提到的十大直覺偏誤來分析，「希臘破產時，其公職人員的所得替代率就是80%」這個說法吧！這個說法，至少涉及以下幾個偏誤：
單一觀點直覺偏誤（The Single Perspective Instinct）
這個說法過度強調「80%的退休所得替代率」這一單一因素，忽略了國家破產通常不會是單一原因，而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例如稅收不足、經濟結構失衡、外部金融危機等。單一觀點直覺偏誤使人以為退休所得替代率是唯一或最重要的原因，而忽略其他更具有決定性的背景因素。
怪罪型直覺偏誤（The Blame Instinct）
這個說法暗示高退休所得替代率是希臘破產的「罪魁禍首」，將一個複雜問題簡化為可以歸咎於單一政策的錯誤，進而忽略了整體財政結構和管理失誤等其他重要原因。
概括型直覺偏誤（The Generalization Instinct）
用「80%替代率」來描述希臘所有公教人員的情況，實際上是一種過度簡化的泛化。不同職業、年齡、甚至改革前後的退休金計算方式都有所差異，而該說法模糊了這些複雜性。
直線型直覺偏誤（The Straight Line Instinct）
該說法可能隱含一種線性思維：如果退休所得替代率高，國家就會破產。但實際上，國家財政運作的邏輯並非這麼簡單。高替代率可能加重財政負擔，但未必必然導致破產，其他因素如經濟增長和稅收制度的健康程度才是關鍵。
恐懼型直覺偏誤（The Fear Instinct）
提及「80%的退休所得替代率」時，可能利用了一種潛在的恐懼心態，讓人擔心高社會福利制度會直接導致經濟崩潰，進一步加深對福利制度的偏見。這種說法往往容易吸引注意，但缺乏全面的分析。
失真型直覺偏誤（The Size Instinct）
「80%」看似是一個很高的數字，但該說法沒有提供比例的背景比較，例如：希臘的退休金支出佔該國GDP的比例多少？其他歐洲國家的退休金替代率又是如何呢？在沒有提供這些參考背景的情況下，使得「80%」可能被誇大解讀，強化了對其影響力的誤判。
另外，這個說法還可能牽涉到其他的偏誤，如：
二分化直覺偏誤（The Gap Instinct）：
以「高福利 vs 低福利」的對立框架來看待希臘財政問題，可能進一步加深對「高福利國家必然失敗」的誤解。
宿命型直覺偏誤（The Destiny Instinct）：
若該說法暗示因為希臘因福利政策走向破產，所以任何國家只要執行如此的高福利政策，就註定走向破產，卻忽視了改革和政策調整的可能性。
總而言之，「希臘破產時，其公職人員的所得替代率就是80%」這個說法至少涉及到 6 種直覺偏誤。這種說法反映出一種對複雜問題過於簡單化的傾向，未能全面考慮數據背景和系統性因素。
雖然我常開玩笑說「人性本懶」，但是我們人類真的有將問題簡化的這種本能，畢竟要去思考複雜的問題實在是太傷神。但是，將複雜問題過於簡單化，反而會產生更多問題（比方說加劇世代對立、製造階級仇恨），所以希望大家在看到這種類似於「鐵口直斷」的評論時，可以停下來好好想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