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啟蒙時刻當然不能與榮格的相提並論，但兩個例子卻闡明，偉大如榮格、平凡如我，皆受益於獨處與安靜，得到自我認識和成長的洞見。接下來的兩個例子，則指出獨處與安靜能夠幫助我們專注思考、獲得超凡的屬靈體會。
邦妮（Edith Bone，1889~1975）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律師家庭，大學時到法國和瑞士修讀醫學，之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醫師。她行醫期間見證無數受戰火蹂躪、受不公社會制度欺壓的貧寒大眾，於是生出為無產階級請命的志向，積極參與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並在而立之年成為共產黨員。一九四九年，邦妮已經貴為社運前輩，與英籍配偶在倫敦定居多年，一個偶然的打工機會，卻讓她墮入身心和靈命的煉獄之中，非人磨難的經歷更成為二十世紀獨處與安靜的經典教材。
當年春天，匈牙利出版社提供一筆優厚的報酬，安排邦妮到布達佩斯短期居住，把英文科學書籍翻譯為匈牙利文出版。考慮到當地氣候溫和、物產豐饒（當時英國仍實行糧食配給），又可以順道探望多年不見的兄弟，她很快就欣然答應。除了翻譯工作之外，她也自薦為共產主義報社擔任特派記者，報導布達佩斯地標塞切尼鏈橋建城一百週年紀念活動。（Seven Years Solitary 頁32~33）翻譯和報導工作結束，記者好友為邦妮餞別，她的家人更在回英當天在機場送行，期待下次見面。就在邦妮安然預備離開匈牙利之際，在移民署檢查站被攔下來，官員表示她的英國護照上、申請在匈牙利逗留的簽證已經過期，因此不予登機離境。經過多次拷問，在沒有辯護律師和英國外交人員協助之下，邦妮很快因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在被囚的七年當中，她一直遭單獨監禁，刑期首五個月更被關在不見天日，也沒有燈光的漆黑環境中。一九五六年，邦妮終得釋放，回到英國，寫成《獨處七年》（Seven Years Solitary），向世界訴說自己如何熬過慘無人道的七年。
「作為活了超過六十年的老人，單獨監禁讓我第一次有機會沉思和消化過去人生所吸收的養分。過去因為要務纏身、照顧生計，以及創作新事物的壓力而無法好好吸收生命的養分。但在囚室獨處期間，我很大程度上不受干擾，尤其在首五個月的漆黑狀態，我絕對無法行動。在一片黑暗中，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思考。因為沒有任何事物讓我分心，所以思考的強度是過去尋常日子少有的。」（SYS頁90）
「為了自保，我必須避免自憐，利用自身資源構思一些方法度過被囚的時間，最少讓自己得到些許益處。在不見光明的日子，我嘗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背誦詩詞，且從一種文字翻譯成另一種文字。」（SYS頁91）
「在地下漆黑的囚室中，除了背詩寫詩之外，我無法做別的事，甚至連來回踱步──一般囚犯可以任意做的事──也不行，因為我害怕在骯髒發臭的地板上踏步。」（SYS頁92）
「漆黑的囚室給我一種釋懷的感覺，讓我從不停的警戒，從對未知難關的預測和準備當中得到喘息。」（SYS頁92）
雖然邦妮在單獨監禁的痛苦當中，經歷前所未有的獨處與安靜，得以極度專注，思考生命，但她的經歷並非美化、反而是有血有肉地控訴單獨監禁如何不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