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尼克男孩》：主觀視角下的情感轉移
《尼克男孩》電影劇照／IMDb 提供
讀者投稿 / 余庭煇
由紀錄片《黑爾郡的日與夜》（Hale County This Morning, This Evening，2018）導演拉梅爾・羅斯（RaMell Ross）執導的《尼克男孩》（Nickel Boys，2024），是一部實驗性美國歷史劇情片。電影背景設於 1960 年代佛羅里達州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種族隔離時期，聚焦非裔少年埃利伍德（Elwood）和特納（Turner）在一所少年管教所的經歷。
本片改編自科爾森・懷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的同名得獎小說，故事靈感來自真實存在的多澤爾學校（Dozier School）。這所學校於 1900 年成立，名義上旨在教育和勞動改造問題青少年，實際上卻暗藏著針對非裔學生的虐待與性侵。佛羅里達州政府於 2012 年關閉該校，並在後續的調查發現上百座無名墓地，因而促使倖存者勇敢發聲，揭開制度性暴力與種族歧視的深遠影響。
《尼克男孩》以第一人稱主觀鏡頭拍攝，全片交替呈現埃利伍德與特納的視角，展現他們截然不同的世界觀。這種視覺處理打破了觀眾與角色之間的距離，迫使觀眾直接體驗美國歷史上的制度性暴力，直面深刻且痛苦的情感衝擊。
《尼克男孩》電影劇照／IMDb 提供
第一人稱視角的運用不僅創新，更是一種敘事策略。電影開場，透過埃利伍德的視角，我們看見他進入管教所前的日常生活：充滿音樂、笑聲與食物，溫馨又模糊的家庭場景，凸顯他與祖母哈蒂（Hattie）的親密關係以及他對民權運動的熱情。這些場景展現了有理想的非裔少年形象，為隨後的劇情轉折埋下伏筆。
電影上映後有影評人批評，儘管《尼克男孩》的鏡頭手法在藝術上極具野心，試圖以視覺實驗帶來獨特敘事，但其過於強調形式的風格分散了故事的核心力量。例如，Deadline 的 Pete Hammond 指出，由於對話者僅以聲音形式存在，隨著故事推進，影像逐漸失去了張力。 這樣針對「形式大於內容」的批評不無道理，但我認為這種「有限制」的觀賞方式，反而更能有效訴說受壓迫族群的故事，凸顯受壓迫者之間的情感連結，是一種難在主流影像敘事被呈現、隱而不見的情感張力。
當埃利伍德在管教所結識特納時，第一人稱鏡頭首次切換到特納的視角。這一刻，觀眾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埃利伍德的模樣：一個神情憂傷、身形消瘦的少年。他們相遇時的視角轉換，啟動了一種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關係：只有通過對方的視角，自己才能被看見，兩人因彼此的存在才能變得完整。作為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e）的情感聯繫，這種相互依存關係不僅是視角敘事的美學手法，更成為推動電影情節發展的核心動力。
《尼克男孩》電影劇照／IMDb 提供
我們再次感受到這種相互主體性的張力，是在祖母哈蒂前往管教所嘗試探望埃利伍德的那一場景裡。雖然她最後沒有見到埃利伍德，卻也意外與特納相遇。此時，鏡頭採用特納的主觀視角，聚焦於哈蒂的神情，讓觀眾體會到她因無法見到孫子而產生的焦慮，以及特納面對這位老婦人時的困惑與同情。在哈蒂的請求下，特納跟她擁抱。此時，緩緩推進的鏡頭逐漸拉近兩人、建立情感聯繫，特納在此刻成為埃利伍德的替代象徵，填補了哈蒂心中的空缺。
這種張力的巔峰，也出現在埃爾伍德與特納逃亡被教職員追趕時，當埃爾伍德被射殺身亡、鏡頭視角轉移到特納的瞬間。成功逃脫的特納此後改名為埃利伍德，以已故好友的身分投入社會運動，延續對方渴望改變黑人命運的精神。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來看，這種身分轉換可被理解為一種情感轉移（transference）的防禦機制，幫助特納緩解喪失好友的傷痛和種族主義所造成的歷史創傷。
這部剛入圍 2025 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作品，不僅是一場視覺實驗，更是一次讓觀眾反思社會公義和歷史責任的機會。在當前右派政治抬頭的背景下，《尼克男孩》提醒觀眾正視美國種族問題的根源與其延續。
《尼克男孩》電影劇照／IMDb 提供
劇照提供／IMDb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