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教授在《歷史與思想》的〈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中提到:
布氏(瑞士歷史學家布加特)建立的正統的文藝復興觀,其最大的毛病是太固定不移,以致與中古時代成為毫不相渉之兩橛。依這一觀念,一切「近代精神」皆突然興起於文藝復興時代,而在文藝復興對照之下,中古則成了野蠻與黑暗的總集結。近數十年來研究中古史及文藝復興史之學者已分別指出這種錯誤,並不斷地對正統的文藝復興觀有所修正…
其實不止文藝復興觀,綜觀歷史上古往今來的「偉大事蹟」,通常都被描述為由不世出的英雄豪傑所創造的空前絕後的神蹟,而忽略了這個世界上的人類,無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重重限制,根本沒辦法像上帝或天神那樣可以無中生有。孔子的名言「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就是很好的錯誤示範,事實上古中國周代的人沒有披髮左衽的原因有很多,管仲只是這些原因的其中之一,不能為了要突顯管仲的偉大,就把功勞全部歸給他。人類喜歡造神的壞習慣,自古以來就很難改正,這樣的壞習慣除了造就極權國家的獨裁暴君之外,也蒙敝了我們的雙眼,讓許多沒有根據的故事成為史實。
以時空的連續性原則來檢驗,一下子就可以檢驗出上述的文藝復興觀有多麼的錯誤百出:突然冒出了「近代精神」、突然驚覺了中古時代的野蠻、突然懷疑基督教、突然轉向人文主義…這些「突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人類的思想與行為的轉變,都需要時間與空間的醞釀,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也只是在連續的時間與空間下的產物而已,它上承中古時代,下接近代世界,同時擁有中古時代與近代的特質,絕對不是什麼突然冒出來的奇蹟時代。
再以時空的連續性原則來檢驗「鄭和下西洋」,馬上就可以看出種種的不合理:明帝國突然有能力可以造出那麼巨大的戰艦、突然發展出那麼先進的航海技術、具備穆斯林身份的鄭和就那麼突然的統領船隊去有「穆斯林之海」之稱的東南亞海洋…這些奇蹟似的「突然」,其實只要把之前的元帝國經營海上絲路的歷史考慮進去,就可以修補時空的斷裂與不合理之處:「鄭和下西洋」就是元帝國海上事業的延續,絕對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奇蹟。想要重振民族自信心的現代中國,連北京奧運都要來一段「鄭和下西洋」的表演,這種自我陶醉式的激情,實在教人不敢領教。
時空的連續性原則是很有效的檢驗工具,只要事情的發展看不出前因後果,或是只能用巧合、運氣、或是奇蹟來形容的話,它的真實性就會大打折扣。因為人類喜歡造神的劣根性,常常會以故弄玄虛、或是倒果為因的手法來突顯某些人事物的重要性,此時就要利用時空的連續性原則來檢驗它們,讓這些誇大的故事現出原形。
所謂文明的傳播,常常會被誤認為是單一方向的行為,以古代羅馬帝國征服地中海地區為例,我們很容易只看到強勢的羅馬文明在征服「蠻族」的同時,也向外傳播了法律、建築、宗教等有形及無形資產;而所謂的「蠻族」,不過是被動的接受這些資產的弱勢族群。但是在羅馬帝國瀕臨崩潰的末期,我們卻可以看到「蠻族」反過來改變羅馬帝國的一面:大量的「蠻族」以軍人的身份加入羅馬帝國,降低了羅馬公民從軍的比例,最後讓「蠻族」掌握了軍事大權,反過來分裂羅馬帝國,讓羅馬帝國走向末路。而「蠻族」崛起後,也讓自身的文化回過頭去影響原來的強勢族群,像是中世紀盛行至今的哥德式建築,就是「蠻族」文化的展現。
像這樣征服者與被征服者複雜的交互關係,也發生在大英帝國征服印度的過程之中。文明很難保持單一方向傳播的原因,在於不同文化的接觸交流之後所產生的化學變化,尤其是面對本來就擁有豐富文明的印度,就算是再怎麼傲慢的大英帝國,也很難不受其文明的影響:在印度殖民地發展的法律與制度,與印度的奧義書思想,也就這樣回流到英國本土。由此可見,世界上的諸多文明本來就各具特色,其本上並無高下貴賤之別,即使在優勢武力的加持下,也無法完全讓自身文明以單一方向壓制另一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