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蓋彌彰的話術
昨天看到這則新聞，標題是【總統稱蔣介石犯下滔天大罪 蔣萬安：政治人物要有更大格局、包容】
228事件滿78週年，總統賴清德今（28）日代表政府向受難者和遺族致歉，其中提到這是獨裁者蔣介石，在大陸戰局節節敗退情形下，為了確保來台統治犯下的滔天罪行。而稍早台北市長蔣萬安出席228事件紀念會，他受訪時回應，「身為負責任的政治人物，面對歷史、人民應該要謹慎、謙卑，應該要有更高的視野與格局，要有更大的包容。」
蔣萬安表示，身為負責任的政治人物，面對歷史、面對人民應該要謹慎、應該要謙卑，應該要有更高的視野、格局，要更大的包容。「當前我們面對，對外日益複雜的大環境，對內要克服許多沒有共識的議題，怎麼樣能夠團結最大的多數，怎麼樣能夠真正記取歷史的教訓，這是身為政治人物應有的責任與胸襟，這也是我對自己從政最大的期許。」
聽起來好像蔣萬安真的比較有「視野與格局」，但是，他的發言展現了一種模糊化、低衝突的政治語言，避免直接對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做出明確評價，而是強調「謹慎、謙卑、格局、包容、團結」等較為抽象的價值觀。
這樣的回應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解讀：
1. 迴避蔣介石責任，維持政治中立
賴清德的發言直接點名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強調國家暴力與獨裁統治。相比之下，蔣萬安並未對此做出正面回應，而是以「團結」與「包容」這些言詞來模糊處理，這種做法可能是為了避免正面承認蔣介石的罪責，畢竟他是蔣家後代，在藍營內部仍有支持蔣家歷史觀的勢力。
2. 企圖淡化歷史責任，轉向「和解」與「團結」
蔣萬安的談話未直接回應二二八事件的加害者與受害者關係，而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團結社會」、「學習歷史教訓」，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危機處理話術。
所謂的「更高的視野與格局」、「更大的包容」這些說法，雖然聽起來是正向價值，但沒有具體行動或歷史責任的承認，其實就是不想或不敢在二二八問題上做明確表態。
3. 「對外環境複雜」的暗示
他提到「對外日益複雜的大環境」，這句話可能在指當前台海局勢，暗示台灣面臨中國壓力，因此需要「團結」。至於，他所說的「團結」到底是什麼，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這樣的說法有轉移焦點的意味，從歷史責任問題轉向當前的政治現實，試圖讓二二八問題與現今的國家安全議題掛鉤。但是，他所屬的政黨，正在台灣製造許多國安問題。
4. 可能的政治考量
作為蔣家後代，蔣萬安必須在台灣社會的歷史正義要求與藍營內部挺蔣派系之間求取平衡。
作為台北市長，他的發言不能過度偏向特定意識形態，否則可能失去中間選民支持。
更不要提，在未來他可能可以競選更高政治職位，他需要展現「理性穩健」形象，而不是站在特定歷史論述的極端。
事實上，迫害者或其後代及同黨在情勢對自己不利時，常會使用模糊化、訴諸和解與團結的話術來淡化自身責任，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地的歷史和政治事件中都能看到。例如：
在二戰後，一些德國前納粹官員或其支持者會強調「我們應該向前看，不要一直糾結於過去」，試圖用「國家重建」的論述來弱化納粹責任。
在南非的白人政客在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也開始強調「團結」、「共同未來」，卻不願真正承認過去壓迫黑人的罪行。
而國民黨在解嚴後，並未積極反省過去的政治鎮壓，而是選擇「尊重不同歷史觀點」來規避清算。他們不正面談加害責任，而是轉向「共同記取教訓」，這讓二二八受害者家屬感到這類發言是在稀釋歷史責任。
這類的話術通常有幾個目標：
1.模糊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界線：只談「團結」，卻不明確談「誰加害了誰」，那麼原本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在敘事上就變成「彼此都有問題」，進而削弱加害者應承擔的責任。甚至，還會強調二二八的時候並不是只有台灣人受害，更進一步把自己擺在受害者的角色，所以不用負責。
2.轉移焦點：透過強調「當前的挑戰更重要」，讓歷史問題變成「不該再爭論」的事情，迫害者不必再面對清算壓力。
3.塑造自身形象為「理性者」：讓自己顯得不像是加害者，而是「高格局、願意包容的一方」，從而降低社會對其責任的追究。
類似蔣萬安在二二八的發言，並非真正的歷史反思，而是典型的模糊化策略，這樣的方式常被過去的迫害者或其後人使用，特別是在他們希望避免清算、維持政治影響力時。這種語言策略的問題在於，它可能讓社會失去對歷史真相的關注，甚至扭曲社會對歷史事件的看法，進而削弱轉型正義的效力。
其實，類似像這樣的發言，我曾經一度很熟悉。我的前夫也很愛說「人要向前看」。
這句話乍聽之下像是勸人放下過去、積極面對未來，但如果它是用來逃避責任或掩蓋歷史，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這種話術跟蔣萬安、國民黨在面對威權時代責任時的態度本質上是相同的——迴避過去的錯誤，讓加害者不需要負責，讓受害者只能自己消化痛苦。
真正的「向前看」， 應該是在清楚認識過去的錯誤、補償受害者、確保歷史不再重演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往前走。
但現實中，「人要向前看」這句話往往是迫害者、欺壓者、逃避責任的人用來壓制受害者的手段。他們希望過去的錯誤「消失」，但不是因為後悔，而是因為不想面對後果、不想補償。
這些人的發言模式就是不說清楚誰該負責、不承認過去有錯，只強調「包容」、「團結」、「向前看」，讓人覺得「計較過去」的人很不成熟、不理性。這種話術根本不是面對歷史，而是讓歷史變成一個不方便提起的禁忌。
這種話在許多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都會出現，目的通常是讓受害者無法討回公道。例如家暴者對被害者說：「過去的事就過去了，不要老是翻舊帳，人要向前看。」
出軌者對伴侶說：「我們要看未來，不要一直糾結在過去的錯誤上。」
掌控型父母對孩子說：「小時候怎樣已經不重要，現在你長大了，要自己負責。」
這種話的潛台詞是：錯已經發生了，但我不想承擔責任，你最好自己消化掉，別再來找我討公道。
國民黨對二二八、白色恐怖受害者說：「這些都是過去的事，我們現在要團結，不要一直談這些傷痛。」
企業對被剝削的勞工說：「你們應該往前看，不要只看過去的不公平，要有進步的心態。」
政府對環境破壞、原住民土地問題說：「我們現在要發展經濟，不能一直糾結在過去的土地問題上。」
這些話看似合理，但它的真正作用是削弱受害者的發聲權利，讓加害者不需要負責，讓社會「習慣」不公義。
為什麼這類人要強調「向前看」？
首先，他們害怕面對責任與後果。如果承認錯誤，就必須補償受害者，但這些人不想負擔後果，當然，也不想補償。例如，國民黨如果真的承認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責任，就必須全面檢討蔣介石時代的暴行，但這會讓他們的歷史正當性進一步崩解。
其次，他們想維持自身的權力與形象。對於加害者或有權力的人來說，歷史真相越模糊，他們的利益就越安全。蔣萬安如果明確批判蔣介石，就會在國民黨內部失去支持，但如果完全擁護蔣介石，又會失去中間選民，所以他選擇模糊發言。
最後，他們利用「理性」話術來讓受害者閉嘴。這類人往往會說：「一直談這些，只會製造對立。」用這種話術讓受害者變成「小氣」、「愛翻舊帳」的人，讓討回公道的人顯得不理性。但事實上，真正不理性的是壓迫者，因為他們不願意面對歷史的事實。
其實，這類的發言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都是一種迴避戰術。他們不是真正要解決問題，當然也不願意公開承認責任，卻也不敢直接否認。因此，他們選擇用「謙卑、包容、團結、向前看」等模糊語言來回應，希望能讓受害者閉嘴，讓加害者不需要負責。這是一種逃避責任的策略，而不是促進和解的方式。這樣的態度只會讓歷史錯誤不斷重複，因為問題從來沒有被真正解決。
真正的和解，應該是在承認錯誤、處理問題之後，才有資格談「向前看」；否則，那只是一種讓受害者承受壓力的話術。
下次聽到有人說「人要向前看，不要糾結過去」，可以這樣回應：
「當然要向前看，但沒有真相，怎麼知道往哪裡走？」
「你說要團結，但誰來決定怎麼團結？受害者的傷痛有被處理嗎？」
「如果我們不處理過去的錯誤，未來是不是還會重演？」
「你不想面對過去，是因為你心虛嗎？」
這樣的反擊，可以讓對方無法再用「和解」、「團結」這些空話來掩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