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閱讀二二八，與中國的「制度基因」

這個二月，我剛好同時在讀許成鋼的《制度基因》和陳翠蓮的《重構二二八》，這兩本書剛好有許多呼應的地方，對從巨觀和微觀層次理解二二八事件的意義有許多啟發。

🧬許成鋼的「制度基因」概念

許成鋼的《制度基因》是一本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向書籍，主要在討論中國的「共產主義極權制度」的起源和演變，核心的問題很簡單：「為什麼帝制結束後經過百年革命，中國最終沒有成為『民主共和國』，而是成為共產極權國家？」雖然書中主要內容是在討論中國，但「制度基因」的概念卻很符合二二八前後台灣政治、經濟、社會中發生的事。

「制度基因」這個概念，簡單來說就是在長期的制度演變中，決定演變方向的「社會共識」。它會在重大的歷史事件或時期發生變化，同時對制度演變和歷史發展方向產生影響。外來文化或重大歷史事件對一個社會產生刺激時，如果發展方向與這個社會的制度基因「激勵相容」，這些刺激就會很快地被吸納進社會裡，成為原有制度基因的一部分。而如果外來刺激與這個社會的制度基因「激勵不相容」，這些刺激就不會對這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台灣社會追求自由民主的「制度基因」，根源自日治時期的民主運動，十數年的公民運動，在台灣的菁英階層中產生普遍的共識，自有一套社會組織和動員機制。台灣公民社會碰上國民黨混亂的政治文化，在二二八的意外事件後產生不可逆的悲劇，而它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

🎙️《重構二二八》中，台灣社會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對撞

陳翠蓮老師的《重構二二八》剛出版不久我就買了，中間斷斷續續讀過一些章節，直到這次才重新完整讀完全書。這本書跟其他的二二八研究書籍不一樣的地方是，它不只停留在「歷史事實釐清」，還從國際關係、政治制度衝突的俯視角度，重新檢視二二八事件中發生的各種事、人們的各種選擇。

戰後台灣社會對於中國政治局勢和政治文化的認識都很少，但是懷抱著從殖民地晉身「第四大強國」的夢，台灣人敞開雙手擁抱中華民國。早就前往中國的「半山」和國民黨政府互動良好，島內的士紳和青年組織也坦然接受新組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但沒人知道「中華民國」的水這麼深，三青團背後有不同特務系統把持，最先組織大家的三青團系統竟然沒有獲得組織授權，以為自己獲得信任的「半山」台灣人，也輕易因細故失去在政治場域競逐的機會。

從台灣人的角度看，當時的「公民社會」其實有能力迅速平息因私菸查緝而起的全台暴動，仕紳自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短短一週內就已經穩定局勢，但他們萬萬沒想到國民黨會把槍口對準他們。對執行統治的陳儀而言，事情則不是長這個樣子。他必須同時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競爭、他自己對蔣介石的承諾、與台灣人的相處等問題。二二八事件之前，陳儀把台灣的物資和後備兵力送到中國大陸打國共內戰，手上沒有留下足夠平息暴動的軍力；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沒辦法信任台灣士紳，搞砸了對蔣介石的承諾，只能欺上瞞下，用血洗鎮壓搞定一切。

許多人可能認為「血洗鎮壓」是治理無方的表現，是統治者最後的殺手鐧，但在前現代的中國政治文化中，「血洗鎮壓」是擺在很前面的統治工具，蔣介石就認為「新附之民必須臨之以威、臨之以兵」。

陳翠蓮老師在這本書裡面運用史料釐清了許多二二八事件的通俗說法，例如「國際託管」這件事實際上的樣貌，中華民國政府為何沒有直接將台灣設省，而是以模仿日本殖民體制的「行政長官公署」進行統治，國民黨白崇禧等人是否有可能取代蔣介石，美國是否有可能直接接手管理台灣等等。從歷史的事實來看，直到1971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台灣」就是成了「中華民國」的載體，讓這個政權得以續命，在國際場域中代表「中國」。

🗣️台灣本土論述與中華民國論述

我參加的讀書會有幸在二月邀請陳翠蓮老師本人，來讀書會闡述她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心路歷程，雖然我沒有參加到前面的座談，但在會後的問答時間，我問陳老師，如何看待多年來「輕看二二八，勿忘南京大屠殺」的矛盾？陳翠蓮老師說，這是不同族群的社會群體歷史記憶議題，實際上不是記得哪個忘記哪個的問題，而是經歷過悲慘事件的記憶，會在社群裡留下深遠的影響。認為南京大屠殺很重要，要平反、要真相的族群，應該負起責任追求真相、訴說歷史故事，而不是以此為理由，壓制別人的歷史記憶。

有些事情還不到解答的時刻，但我知道的是，「中華民國」的歷史記憶面對的是雙重國家機器的壓制，「中國」和「台灣」兩邊社會的共同遺忘。也許比較好的結局是，「中華民國」的故事被批判的記住，「中華民國人」自然地成為中國人和台灣人。於是我們終於能心平氣和地討論，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歷史發展裡的意義，而不只是中國政權威鎮新附之民的、不值得記憶的小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