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週前，我在大學一門關於人生與易經的選修課上，老師播了一部電視劇的片段，故事很簡單也很沉重：
一個曾殺害兩人的犯人，因為腎臟衰竭命在旦夕，被送到醫院等待換腎。另一邊，一位因腦部結構脆弱、輕微碰撞導致腦出血的女孩，在搶救後進入了無法挽回的腦死狀態。
劇情走到這裡，其實已經預告了會發生什麼：
女孩的父母需要決定，是否要將器官捐贈給這位殺人犯。
就在那個母親掙扎著拒絕的時候，老師按下了暫停，他看著我們說：「你們看這裡，這位母親是不是對殺人犯有貼標籤、歧視的想法？」
語氣不是疑問，而像是一種暗示：「這樣想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要寬容、不貼標籤。」
但我坐在那邊，聽完老師那句話，腦中卻冒出一句話：你真的理解那個母親的想法和情緒嗎？
她的女兒才剛被宣判腦死，生命走到終點。然後她必須面對的是，把女兒的器官給一個曾殺害他人的人。
這不是「貼不貼標籤」的問題，而是人之常情，是最真實不過的痛與矛盾。
那個殺人犯，當然不是天生如此。
他之所以成為殺人犯，也許是他人生中某段崩壞的故事，造成一連串無力與失控的結果。
我相信，沒有哪個人是想要走到這一步的，也沒有哪對父母希望自己養出一個被社會唾棄的人。
但，理解一個人的墮落，並不等於你就能馬上原諒他的所作所為，尤其是在那麼脆弱的時刻。
老師把話說得太簡單了。他把一段人性的拉扯濃縮成一句社會道德評判，好像「不願捐贈」就是一種道德錯誤。
但現實裡的人心，不是這樣運作的。
這部劇的後續讓我很有感觸。
那位母親在醫院的走廊上，看到那位殺人犯的母親，跪倒在病房門外，哭得撕心裂肺。她不是為自己的兒子求情，而是一個母親，在看著自己的孩子命懸一線時，毫無辦法的崩潰。
那一刻，女孩的母親彷彿也明白了：
即使是殺人犯，也仍是某個母親的孩子。
而那個母親，也不是要為自己孩子的錯誤辯解，而只是…也不想失去他。
最後，她選擇了捐出女兒的器官，讓那位犯人活了下來，也讓其他病患得到了重生的機會。
劇情最後，當醫護人員列隊送別這位器官捐贈者，那一幕我真的沉默了。
這不是一場道德勝利，而是極度痛苦後的內心和解，是在理解與人性之中，一種說不出對錯的選擇。
回到課堂，我對老師的解讀感到很空洞。
他不是完全沒有說出一些看似「深刻」的話，比如：「在這個情況下，這個人不見得就是壞人。」
聽起來像是站在一種比較理性的角度。但問題是，他說完這句話後，然後呢？沒有了。
他沒有帶著我們更深入地看見人性多重的層次，也沒有讓我們反問自己：如果今天是我，我能做出什麼選擇？
他只是停留在一種「我說的才是你該知道的」那種語氣上，像是一位道德老師，而不是一個願意陪我們一起探索人性的引路人。
他說話總是很快的過去，語氣裡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隨便感」，同時又夾雜著某種評判，好像你不點頭附和，就代表你不夠成熟、不夠開放、不夠「有思想」。
這讓我聯想到以前，在學校也有不少老師也是這樣的。
他們不是壞人，也許說話很溫柔，也許很會理性分析問題，但他們不自覺的站在一個「救世主」的位置上，好像他們是在「拯救」學生，給我們答案、給我們方向，但卻忘了：我們不是等待被拯救的人。
我們是需要被傾聽、被信任與同行的個體。
我們可以迷惘、可以掙扎，但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陪我們走過問題的老師，而不是牽著繩子走在前面，說「這條路才是對的」的主人。
教育不該只是輸出答案，更不是用標籤來教我們什麼才叫「正確的想法」。教育應該是一段互相理解、互相靠近的過程，在那些灰色地帶中，一起找出自己的方向。
真正的思考，不是只會快速分類，而是能夠停下來一下，去理解每一個決定背後的人性、故事與痛苦。
這一課，我沒有從老師身上學到太多，但我從那位母親的猶豫與選擇中，看見了人性的重量。
也更確定我想成為的那種教育者、父母、朋友、同學，又或是老闆、上司、員工，甚至是陌生人：
不是指引別人該怎麼想的人，而是靜靜坐在旁邊，陪他們走過困難、相信他們自己能做出選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