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只有成功人士會寫回憶錄，失敗者的回憶錄誰要看？」話雖如此，這位仁兄也真好意思，回憶錄還分上下兩冊，厚達800頁，收錄近2百篇文章，洋洋灑灑、不厭其詳地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失敗」人生。這本書獲得2024年台北國際書展非小說類首獎。
高考落榜，進入左派書局工作，創辦輕文藝少女月刊
「失敗者」李怡生於1936年的中國廣州，父親是知名左派導演，在全家輾轉中國各地之後，安排李怡到香港「中共領導的愛國學校」香島中學受教育。1955年，李怡回廣州參加高考，意外落第。「表面上，我政治進步，但家境較富裕，不屬於中共所信賴的社會下層家庭。而我父親雖然也是左派影圈中人，但實際上卻因為他在淪陷區及戰後的社會聯繫複雜，而在中共的檔案上有被懷疑的『污點』。」
當時香港左右派涇渭分明，「左就是親中共力量；右就是親臺灣國民黨力量」，文化界是右派占優勢，「雙十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滿街滿巷」，「左派學校出身的年輕人，很難進入香港的主流體制」。家庭有污點又難以加入主流的李怡待業一段時間後，勉強被安排到左派外圍的香港上海書局做資料收集和校對。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左派觀點的各類中文書籍，銷往星馬印地區。李怡將在上海書局的這段時間稱為「文化搖籃時期」，他為了編書大量閱讀，受到俄國現實文學作品的很大影響。托爾斯泰、契訶夫、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挖掘人性，讓他開始反思社會，「真正有病的是（精神）病房外的人」。
1963年，李怡與幾位朋友創辦《伴侶》雜誌，鎖定香港產業轉型而出現的「工廠妹」和「學生妹」，「在刻意媚俗與正經的報刊之間」闖出新路，大獲成功。接下來4年《伴侶》暢銷全港，「是（李怡）在左派出版業中，最能夠與香港社會融合的幾年」；左派領導者也注意到這本雜誌打入主流社會的好成績，招待李怡到北京參訪，甚至邀請他加入共產黨。
轉折點：六七暴動
好景不常，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狂熱像病毒一樣延燒香港左派，終於在隔年爆發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一直是我用現在眼光很難想像的香港歷史事件。起初是香港左派響應文革，試圖讓勞資糾紛升級擴大為政治鬥爭，但他們發起的罷工罷市始終得不到民眾支持，居然決定轉而放真假炸彈威脅社會。根據維基百科，「（1967年）5月至12月間於香港各區放置及投擲至少8,074件懷疑爆炸品，當中有1,167枚真炸彈⋯⋯ 」不可思議，但確實發生過。許多香港文學作品都有描寫，例如陳浩基著名推理小說《13．67》的尾篇、劉以鬯的〈動亂〉和《島與半島》。老實說，我頭一、兩次讀這些情節都以為純屬虛構，類似什麼「拆彈專家」電影——《失敗者回憶錄》可能是我第一次有系統地了解這個真實事件。讀友時光則提供了第一手回憶。
「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的恐怖活動，終導致在香港的中共組織及左派團體盡失民心，港府於同年12月基本平息這場導致多人死傷的暴動。」維基百科如此總結。不過真假炸彈和社會恐慌並非李怡生氣的原因。他生氣是因為中國說一套、做一套，懦弱怕事，根本沒能力解決問題。當港英政府逮捕帶頭煽動者，勒令左派報紙停刊，中國外交部抗議並高調發出「四十八小時最後通牒」，到頭來根本沒有實際支援「香港愛國同胞」，反而是「北京紅衛兵衝進英國代辦處大肆破壞」，義和團式的作為讓香港左派死心了。
「反英抗暴的失敗，是中國底牌的自我揭穿，因而使香港市民對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認同感，亦使英國管治者產生對香港的認同感，有了搞好香港的意志。」殖民地總督戴麟趾開始積極治理香港，修改勞工法例，提升教育和居住的民生福祉。繼任者麥理浩則創立廉政公署、推出九年免費教育，任內香港經濟重心從輕工業轉至金融和商業，奠定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香港人的身分朦朧中成形。」
從「認同」中國」轉為「重新認識」中國
六七暴動讓左派紅人李怡發現「盲從太危險」，對中國的態度也從「認同」轉為「重新認識」——「排除感性的認同，強調理性的認識」。但他還是因為軟弱而未能與中國割席。1970年李怡在左派協助下創辦《七十年代》雜誌，1984年改名《九十年代》，直到1997年移交後收攤，這本雜誌成為他一生的代表作。
在國共對立的背景下，憑藉著英屬香港得天獨厚的言論自由保護傘，《七十年代》雜誌從出版之初就有「臺灣問題」專欄，每期至少有3到5篇文章，打擊國民黨、批判蔣政權不遺餘力，「黨外」各事件——無論是美麗島大審、林宅血案、陳文成案、鄭南榕自焚⋯⋯無役不與，「大篇幅地反威權，支持臺灣人為自主權利勇敢抗爭」。而這些文章往往「出口轉內銷」，不僅海外的臺灣留學生廣泛閱讀，內容也被臺灣的黨外雜誌引用流傳。顏擇雅說得很直白：「《七十年代》報導國民黨如何做票，如何把手伸進台大哲學系，也是為了臺灣重回祖國懷抱，不是為了臺灣人當家作主。」
雖然初心有點奇妙，但李怡和他的雜誌確實在臺灣的民主路上扮演特殊角色。即使他在1979至1981年與中共漸行漸遠、終至決裂，後來中共負責臺灣事務的幹部仍如此評價這本雜誌：「不管人們是接受它、認同它，還是反對它，都只能實事求是地承認，李怡和他主持的《九十年代》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海外一整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思維」。能從「敵人」口中聽到這樣的評語，李怡一定引以為榮。
香港的黃金年代
與此同時，港英大刀闊斧的一番改革塑造了李怡口中「幾乎人人都喜愛」的香港，這不過是1970年代後期至香港移交前2、30年的事情。我想到香港作家陳慧筆下的《拾香紀》，主角連十香生於1976年、卒於1997年，正是陳慧心目中香港的黃金年代，吻合李怡的敘事。
李怡認為「黃金年代」的關鍵是「香港沒有付出民主制度的代價，卻享有英國民主制度所保障的自由和法治」。民主的代價是效率和利益團體的角逐；香港則只重行政，「純粹以專業考量去推行新規畫」，「無論是建屋規畫、新市鎮⋯⋯甚而教育政策、政制改革等，政府多會找一家與香港利益關聯最小的偏遠地區的顧問公司，來香港做可行性研究⋯⋯作出可行性報告後，就交給一個由政府委任、非本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審核」，有時徵詢市民意見，最後才提出政策。
更直觀來說，英國派任的香港總督「不帶自己人」，布政司、財政司和律政司首長全是高級公務員，因此「總督是香港的首長，布政司是香港政府的首長」。這句話乍看有點難理解，我的詮釋是總督似代表君主立憲制的國王，而香港政府則是它的內閣、布政司長相當於內閣總理，只是內閣不是民選的。李怡也直言，港人（尤其是傳統民主派）每年六四晚會和七一遊行「尋求或爭取的，是『恩賜的政治權利』，而不是立足於本土的民主」。
香港本土派與愛國民主派的對立
2005年黎智英邀請李怡主編《蘋果日報》論壇版（後於2014年被撤換），正好見證了香港民主派分裂的關鍵時期。傳統民主派的軸心是愛國，不反對中國對港行使主權，而是「期待中國可以實現民主，從而帶來九七後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但隨著中國介入特區治理、民主枷鎖愈來愈緊、新移民對港人權益的擠壓和侵凌、暴發戶「蝗蟲」掃貨奶粉金條甚至樓房、還隨地便溺⋯⋯已把港人「逼瘋」，讓港人不再買賬這套愛國論述。
李怡指出，「2008年是香港人對中國人認同的最高點」，香港在當年的汶川地震共捐出破紀錄的230億港元；5年後，中國雅安發生地震，民調顯示香港人僅有1%贊成港府撥款1億港元賑災，反對者高達92%。
2012年起，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雨傘革命、魚蛋革命、反送中運動⋯⋯接連爆發，本土意識抬頭。李怡認為，「香港從港英時代到主權轉移，都沒有本土意識。本土意識是被逼出來的。逼迫者不僅是中共及其政策，而且是那些當初不顧本土利益、一味擁抱大中華的泛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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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決定寫作《失敗者回憶錄》的契機是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我自問對香港人的特性有深切了解，香港人精明，在守法中很懂得轉彎，到了世界各地都能夠生存，善於趨吉避凶。但怎麼會在這一年變得不顧個人利益，勇於為促使社會改變而犧牲呢？」
年輕人的革命勇氣讓他自嘆不如，只能以自身生命經驗安慰、鼓勵後進。「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這是題名「失敗者」的由來。好在失敗不是終結——成功也不是——「唯有勇氣才是永恆」。這份真誠和勇氣讓他選擇暴露自己「軟弱的藉口」，一字字寫下我們讀到的《失敗者回憶錄》，直到生命終結⋯⋯
追伸：書中好幾篇談「非常有用的白痴」，這個概念非常有趣，擅自理解為「搞不清楚中國實際狀況還為政權說盡好話的境外作家／專家／學者」。李怡說製造「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是收服「非常有用的白痴」的殺手鐧，數十部警車開道、領導人半夜接見⋯⋯讓當事人自命不凡，想炫耀這段奇遇，當然也順帶極力為政權擦脂抹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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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追伸：寫心得時順手翻完了邱近思的《我與李怡》，副標：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技術上一言以蔽之，兩位就是婚外情。最大心得是感情事外人無從置喙，而且無論她如何寫兩人的感情，我們終究很難明白她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更何況事件主角已不在世。我只能從行文敘事感覺到作者對事情和工作使命必達，對感情和人則是「戀愛腦」非常感性和任性，這樣極端的組合，或許註定了跌宕的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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