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清晨，衛福部桃園醫院乳房外科醫師在行人穿越道上，被一輛轉彎公車撞擊搶救不治，事件震驚社會，一方面是因死者身分特殊，醫師本應是守護生命者，如今卻倒在馬路上；另一方面，也再度讓台灣民眾對交通安全與高齡駕駛的問題感到憂心。
但筆者在此想問一個沈重的問題：如果今天死者不是醫師，而是普通市民，這則新聞還會登上頭版嗎？欣欣客運還會開記者會嗎？公司總經理還會請辭嗎？
高齡就業的現實與無奈
肇事的駕駛63歲，年資近20年，在今年3月請領勞退，5月又回聘上路，統計台北市15家公車業者共缺1449位駕駛員，且60歲以上駕駛員約有18.96%，五年內屆齡退休的駕駛恐高達925名 ，這個數據揭露了台灣公共運輸面臨的嚴峻現實——一方面是嚴重的人力短缺，另一方面卻高度依賴高齡勞動力。交通部將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年齡上限從68歲延長至70歲，反映了政策層面為了因應缺工問題而放寬限制，但年齡與駕駛能力的平衡點在哪裡？
很難不佩服這些長年無怨無悔服務的公車司機，但也不能忽略，反應速度下降、視力退化、注意力分散等生理變化，對行人安全構成了風險，社會若未妥善設計高齡就業的保障與轉職制度，最後受害的，不只是勞工本身，也可能是無辜的民眾。
如果不是「醫師」，這件事會怎麼發展？
而筆者注意的是，若發生在其他「普通人」身上，可能已淪為某些行政流程裡的一行字：「肇因疑似未注意前方路況，行人傷重不治，案件移送交通隊處理。」
是不是非得人有身分、有影響力，這社會的反應才會加快，制度的回應才會被推動？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的「官僚體系」——對事件本身處理遲緩、對權力與媒體反應靈敏，對弱勢與無聲者，則視而不見。
台灣的交通問題，該如何改變？
欣欣客運在記者會上提及，駕駛當時未超速、未違規轉彎，研判精神不濟無關，主要問題出在「未做指差確認」。這段說法，幾乎已為肇事駕駛鋪設了「最低限度過失」的定調。
指差確認制度在日本等國家是嚴格執行的安全措施，但在台灣似乎淪為形式主義，當業者承認「推行已久，遺憾居然還沒辦法杜絕便宜行事」時，究竟是制度設計有問題，還是執行力度不足？
台灣的行人死亡率長年居高不下，根據交通部數據，2023年行人死亡人數創下10年新高，尤其是轉彎車禍、視野死角、行穿線斑馬線事故等問題，早被反覆點名，卻總是有討論，沒改善，每一次重大的車禍，官員上節目、道歉、會勘、宣布新措施，但一陣子後，又會一切如常。
制度要能保護無名者，不只是悲劇主角
周醫師的離世，再次敲響沉痛的警鐘，但這聲警鐘不應僅在特定身分的受害者出現時才被聽見，每一位踏上斑馬線的行人、每一位搭乘大眾運輸的乘客，都理應享有同等的安全保障與社會關注。
更令人心痛的是，日前國小校門口也發生汽車暴衝意外，一輛失控車輛在上下學尖峰時段衝進人行空間，造成孩童與家長傷亡，校門口本應是最需要守護的安全場所，卻依然無法阻止車輛的入侵。
無論是周醫師在斑馬線上遭撞擊，或是孩子在校門前受害，這些血淋淋的事件都指向同一個事實，也就是台灣的行人安全保護措施，至今仍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制度規劃與實際執行之間存在著巨大鴻溝。
交通事故絕非單純的偶發悲劇，而是制度性失能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從一般道路到校園周邊，從醫師到孩童，行人的生命正在這個鬆散、冷漠的制度下一再被犧牲。
真正的進步，不該是悲劇發生後的亡羊補牢，而應該是悲劇發生前的系統性預防。我們迫切需要的，是一套不分身分地位、一視同仁的交通安全體系，一個讓每條生命都受到同等重視的社會制度。
唯有當改革不再因受害者的社會地位而有所差別，當每一個生命都能獲得平等的保護時，台灣的交通環境才有望真正邁向安全與文明。
我們不該再等到下一位受害者恰好是「醫師」或其他特殊身分，才有改變的動力。每個人的生命都同樣珍貴，每個人都值得安全回家。
(本文亦投稿於關鍵評論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