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施瓦茨提出選擇悖論，指出當人們面對過多的選擇時，並不會更快樂，反而會感受到焦慮與困惑，甚至決策癱瘓，無法做出滿意的選擇。
如同 Syliva Plath 在《鐘形罩》的無花果意象：
我看見我的人生像小說中那棵無花果樹一樣，枝繁葉茂。在每一根樹枝的末梢，一個個美妙的未來，彷彿豐腴的紫色無花果，向我招手，對我眨眼睛。一枚無花果是丈夫、孩子、幸福的家，另一枚是名詩人，又一枚是才學出眾的教授，一枚是埃·格、了不起的大編輯，再一枚是歐洲、非洲、南美，另一枚是康斯坦丁、蘇格拉底、阿提拉以及一堆名字古怪，專事非凡職業的情人，再一枚是奧林匹克女隊冠軍，在這些無花果的上上下下還有許許多多我不大辨認的無花果。我看見自己坐在這棵無花果樹的枝椏上，愈饑腸轆轆，就因為我下不了決心確切摘取哪一枚果子。我每個都想要，但是選擇一枚就意味著失去其餘所有的果子。我坐在那兒左右為難的時候，無花果開始萎縮，變黑，然後，撲通，撲通，一枚接著一枚墜落地上，落在我的腳下。
當一個人看到多種選擇時，第一個面臨的心理反應會是認知負荷增加，這時，多個心理機制開始作祟：
首先，「錨定效應」使人會受到初始資訊或第一印象的左右，因此第一個選項如同定錨，成為我們評估其他選擇的比較基準。「框架效應」則顯示我們對事情的理解和反應，往往會受到它呈現方式的影響，而不只是事情的內容本身。選項如果透過不同的方式或語境來呈現，就可能讓人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和決策。同時，「可得性捷思法」讓我們傾向選擇更容易想到或印想深刻的選項，即使它不一定是最適合的決定。除了衡量選項時的認知上的偏誤，接著實際在做決定時，我們面對的是「機會成本」的困境：選擇一個選項就意味著放棄其他可能性。這不只令人在選擇時優柔寡斷，也會在選擇後帶來心理負擔，降低滿意度。最後，即便作出選擇，心理負擔並不會因此被卸下，反而，「社會比較」會加重心理壓力。當看到其他人似乎作出了更更好的或更理想的決定時，我們不自覺評估自己的決策是否「落後」或「可以更好」，容易對自己作出的決策感到不滿或甚至後悔。
眾多心理機制左右，難怪人總是難以逃脫選擇困難。Iyengar & Lepper (2000) 的果醬實驗也證實了這點：當消費者面臨24種果醬時，購買率僅為3%；而面對6種果醬者，購買率則提升至30%。
當人擁有多個選擇時，會因此擁有更高的期望，隨之而來的是放棄其他可能性的代價、害怕錯選的擔心，以及對自己的苛責。於是滿意度降低，人陷入焦慮與後悔，受困於比較心的牢籠。
有了選擇，反而讓我們更不快樂，但是我們往往卻很重視選擇，而且處心積慮要讓自己有所選擇。
我想到電影《世界上最爛的人》中，女主茱莉有足夠的條件可以自由選擇愛人、職業、婚姻、生育，卻也在一次次的選擇中不斷推翻自己，質疑它們是否真正是她所愛。她看似擁有無限自由，卻因此陷入深深的不安。施瓦茨的選擇悖論正好解釋了這種狀態：當選擇過多，我們並未更自由，反而更困惑。眾多選擇權看似給予她掌控自身未來的能力，卻使她更加不知道這些選擇是否真的出自內心，還是只是順應外界的潮流。似乎選項一旦多了，接著察覺到的會是矛盾與疆界。我不禁思考，當現代人已經不受性別角色或其他期待束縛時，新的自由也帶來的新的迷惘：在擁有無限選項的狀況下，何謂真正忠於自我、自主且自由的選擇。
滿足於有限才能真正自由
施瓦茨認為，破解選擇悖論的關鍵在於從「極大化」轉向「滿足」。選擇悖論最常出現在習慣凡事追求最大化效益的「極大化者」身上，這類人習慣仔細評估所有選項，在意是否做出最佳選擇。而施瓦茨稱相反的那群人為「滿足者」，滿足者以較不執著態度面對選擇，能接受「夠好就好」。
正如《象與騎象人》提出的幸福方程式：H = S + C + V ，遺傳基因（S）是已經固定的不可控因素，而研究指出大部分的外在條件（C）會因人的適應力而影響有限，因此強調我們的快樂其實更取決於自發性的投入（V）。自發性活動中，我們能做的是透過妥善安排生活，使自己達到愉悅感和滿足感。其中滿足感可以來自發揮自身優勢而進入心流體驗，進而獲得滿足、增進幸福。
結語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選擇的悖論揭示，一般常以為更多的選擇自由就等於更多幸福，但如果沒有在心理上專注且滿足於自己所擇，我們很容易被這樣的自由反噬。心理學研究一再指出，選擇越多不一定帶來越多幸福，能夠滿足於所選才是自由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