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之惡-病-(七)行為性與生活方式因素觀點的病
「範疇一」介紹了人類機體本身生物性與生理因素的致病因,「範疇二」介紹了人類本身內在心理性與情感因素的致病因,「範疇三」介紹了人類本身吸收環境資訊的社會性與環境因素的致病因,接下去,是討論「範疇四」,人類本身活動的行為性與生活方式的致病因。
這與範疇三說明最後提到的環境史與生態醫學的人類集體行為改造了病理生態環境,以及環境變遷改變了人類集體行為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似乎,是有點相關。
但範疇四不會延伸到如此宏觀的人類集體作為的影響,而是回到一個作為個人的人類本身,關於個體的行為性與生活方式因素,所導致的致病影響。
範疇四:行為性與生活方式因素。是個體在特定背景下做出的可觀察的行為選擇。
主要面向有:
●物質使用與成癮行為 (Substance Use & Addictive Behaviors):成癮物質(菸、酒、毒品)直接改變大腦獎賞回路。行為成癮(賭博、網路成癮)也共享類似的神經機制,成為逃避心理痛苦的手段,但最終惡化整體狀況。
●飲食、運動與睡眠 (Diet, Exercise, & Sleep):這三者是身心健康最基礎的支柱。大量前瞻性隊列研究和隨機對照試驗證實了它們對情緒、免疫力、心血管健康、認知功能的直接影響。而睡眠障礙既是症狀也是病因。
這個範疇中,多是個體可一定程度自主選擇的習慣與行為,也是健康常識類的宣傳文本及視頻影片最常出現的生活行為建議。
雖說如此,但我們也能明白,當前社會的個體行為選擇,其實有不少受到集體行為趨勢所影響的決定,或是受到社會環境資訊灌輸而產生的自動化行為。
你以為自己做了選擇,實際上別人早就替你決定了你要怎麼選擇。
這類「表面上的自由選擇」有不少領域都有相關的理論研究:
●在行為經濟學,選擇架構與輕推(Nudge)理論主張:人們的決策不完全是理性的,設計者能透過「選擇架構(choice architecture)」與「輕推(nudge)」引導行為,卻仍保留表面上的自由──
○選擇架構:既有哪幾個選項、選項排序、預設值為何,都會大幅影響最終決策。
○輕推理論:默認加入退休金、自動開啟節能模式、超市結帳時健康食材擺眼前,都是隱形推手,讓你「不知不覺」往設計者想要的方向走。
●在認知心理學,啟發式與偏誤理論主張:面對龐大資訊,人腦採用捷徑(heuristics),衍生出一連串「非理性偏誤」,把決定權部分交給環境設定。
其關鍵偏誤包括:
○預設效應(Default Effect):大多數人在不做選擇時,會接受系統的預設答案。
○錨定效應(Anchoring):最先出現的數字或選項,像錨一樣拉住我們後續的判斷。
○框架效應(Framing):同樣內容,不同表述(「90% 成功」vs「10% 失敗」)會導致截然不同的決策走向。
●在社會心理學,規範、模仿與社會認同理論主張:人的選擇總是在社會脈絡中運作,旁人的行為、群體規範、社會認同感都在左右我們──
○社會認同(Social Proof):看見「大多數人都這樣做」,我們就更傾向跟風。
○規範壓力(Normative Influence):若選項的設計暗示「這是主流作法」,人們通常會優先遵守,擔心偏離群體。
●在政府性與結構理論,無形的權力與制度設計理論主張:不只是心理或經濟框架,深層的文化、政策、組織機制才是更大的選擇塑造者──
○傅柯的「政府性(Governmentality)」:國家、企業與社會規範透過細膩的制度設計,以及對「合理選擇」的倡導,進一步塑造公民的自我治理方式。
○結構與能動性(Structuration):行動者與結構互構,結構(文化、政策、資源分配)在看不見的層面,決定你「可選擇」的範圍與成本。
經由上述,我們可以理解,在我們自己以為是自己做選擇的行為性與生活方式領域方面,實際上,我們可能都是被操控卻無知覺的一群傀儡。
不論是政府、企業或平台,都能在不限制選擇權的前提下,讓你「像自己做決定」卻恰好選到他們想要的結果。
分析身邊常見場域(餐廳菜單、App 預設、公司福利)中的選項設計方式。
以此觀點,把「病」從行為與生活方式的角度重新觀看,它將不只是生物學的異常,更像是生活設計與環境條件長時間磨出的訊號呈現。
一個人如何吃、動、睡、承受壓力與建立連結,被家庭、職場、城市與政策一層層塑形,最後在身體與心靈上顯影。
這樣的「病」,與其說它是個人選擇失敗的後果,不如說是行為迴路與社會結構之間失衡的結果。
而在行為與生活方式的領域,「病」可以被理解為日常行為模式與身體—心理—社會需求不相容所造成的功能受損與痛苦經驗。
它有四個同時運作的層次:
●個人技能與動機、
●近端情境(家庭與職場)、
●社會結構(文化、市場與政策)、
●時間的累積效應。
這個視角拒絕「歸咎個人」,強調透過重設行為環境與社會條件來恢復可選擇性、能量與連結,而不只是在症狀上動手術。
但若要說我們的選擇都由整體環境訊息去替我們做決定,這種說法也是相當的偏頗。不如說是交互影響還較為恰當。
我們的選擇創造了環境,環境的變遷又影響了我們,如此往復循環,這才成為了行為性與生活方式領域的完整模樣。
關於這點,有些個別學科的視角,便是研究個體選擇的力量,也研究影響個體選擇的因素,並分析這些影響因素,使自己能掌握自我選擇的意志與生活發展途徑。
以這方面的學科來看,行為性與生活方式的致病因便會另一番景象。
而關於前述所提到的種種操控性的表面自由選擇,也因重新聚焦個人力量的覺知,因而有了重新審視與選擇自主的權利。
例如:
●以行為醫學來說,「病」是行為與生理互動失調的表現。
不利的飲食、活動、睡眠與物質使用,透過神經內分泌與免疫途徑累積成疾病風險。行為本身既是成因,也是治療入口,強調以可測量、可追蹤的行為處方(如運動、睡眠衛生、戒菸)整合於醫療流程之中。
●以健康心理學來說,「病」源於壓力評估、情緒調節與自我效能的失衡,導致逃避、拖延與不依從。
修復路徑在於重塑健康信念與因應策略,讓人重新感到可控、可選、可持續,並把行為改變從意志力轉為日常結構。
●以生活風格醫學來說,「病」是生活型態與生理需求長期不匹配的結果,特別聚焦於營養、身體活動、睡眠、壓力、物質與社交連結六支柱。
介入以群體支持、環境預設與連續回饋為核心,從「今天能做的最小改變」開始累積逆轉效應。
●以社會醫學與健康社會學來說,「病」是社會生產的。教育、收入、工時、歧視、住房與社會資本決定了什麼行為容易、什麼行為昂貴。
因此,治療不能只放在個人,必須改造資源分配與機會結構,讓健康行為變得可近、被默認而且有尊嚴。
●以公共衛生與健康促進來說,「病」是風險在族群分佈上的結果。
當不健康的選項最便宜、最便利、最被行銷,盛行率就上升。
有效策略把焦點從少數高風險個體擴大到整體人群,透過稅制、標示、默認值與健康素養,改變整條分佈曲線。
●以行為經濟學與選擇架構來說,「病」是可預測的不理性在不友善的選擇設計中被放大的產物。
默認、提醒與摩擦度決定了行為走向;重設預設與回饋迴路,往往比勸說更能改變健康結果。
●以運動醫學與體能科學來說,「病」是因身體功能受損、活動能力下降或運動表現不佳所導致的各種健康問題,以及因缺乏運動導致的健康惡化。
心肺適能下降、肌力減退、自主神經失衡,使同樣的日常負荷變得「過量」。
在此學科中,運動不是選配,是生活必需品,強調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就像食物、水或睡眠一樣不可或缺,是身體系統調節的核心藥理。只是執行時講求漸進負荷與情境可行性。
●以營養科學來說,「病」是一種代謝與發炎的長期配置。是指身體在代謝異常和慢性發炎等複雜生理過程失衡的狀態,這些失衡可能長期存在並逐漸損害組織與器官,導致多種疾病的發生與發展。
超加工食品、時間錯位的進食與能量過剩,導致胰島素阻抗與脂肪肝。
重點不在於單一營養素,而是整體飲食型態與食物環境。
●以睡眠醫學來說,「病」與晝夜節律的破損互相放大。
例如長期睡眠剝奪或晝夜節律紊亂,深層睡眠不足、社交時差與輪班失序,這些都會影響正常的生理功能,侵蝕免疫、代謝與情緒穩定,增加慢性疾病的風險,甚至可能造成神經系統的不可逆傷害。
療癒必須同時修復時間架構(光照、作息、咖啡因邊界)與睡眠衛生。
●以成癮醫學來說,「病」是使用的強迫性與功能損害。渴求、耐受與戒斷把生活綁架。
需要藥物輔助、心理治療與環境控源並行,並以非羞辱的語境延長復原曲線。
●以精神醫學與臨床心理來說,「病」表現在情緒、認知與行為的失調,與身體炎症、壓力軸有雙向關係。
介入強調證據為本的心理治療與藥物並用,並把行為活化與社會節律重建視為關鍵。
●以職業醫學來說,「病」是工作—生活失配的健康化身。過長工時、輪班、人體工學負荷與組織文化,讓恢復變得稀少。
解方在班表衛生、工作再設計與「微復原」的制度化。
以上,列舉了不少學科的觀點。這些都是與我們行為性與生活方式領域相關的內容。
還有些是與環境相關性較大的,例如以環境與都市健康方面來說,「病」是建成環境與氣候使不健康行為可以低成本代價施行的結果。這便涉及到環境設計與生活方式的相關性。
如果感覺上述理論陳列有些空泛,下面來列舉例子:
在台灣,存在一些普遍的社會和環境因素,使得不健康的行為成為生活中較為「低摩擦」或容易的選擇。有幾個點可反映了這個現象:
●高外食密度與手搖飲可近性:台灣的餐飲業高度發達,便利商店、小吃攤、餐廳隨處可見,加上外送服務普及,讓在家烹飪或準備健康餐點的「摩擦力」遠高於直接購買現成的餐食。同樣地,手搖飲店的密集度極高,取得一杯含糖飲料的便利性,使其成為許多人的日常習慣,相較之下,準備無糖飲品或純水就顯得不那麼方便了。
●機車通勤造成步行不足:在城市中,機車是最主要的通勤工具之一,其便利性使得人們減少了步行的機會。相較於大眾運輸或步行,機車能直接抵達目的地,省去了「步行到捷運站」或「步行到公車站」的步驟。這種依賴性降低了日常生活中非刻意的身體活動量。
●長夏熱浪壓縮戶外活動:台灣夏季炎熱且漫長,高溫和潮濕的氣候確實大大降低了人們從事戶外活動的意願。在酷暑下,選擇待在冷氣房裡看電視、玩手機或打電玩,遠比到戶外運動來得舒適和輕鬆。
●醫護與服務業的輪班普遍化:輪班工作會打亂正常的生理時鐘,影響睡眠品質,這不僅容易導致疲勞和情緒不穩,也常常影響飲食習慣和運動計畫。在工作壓力大、休息時間不固定的情況下,選擇快速、高熱量的外食或飲料,以及缺乏運動,就成了填補體力或應對壓力的低摩擦選項。
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一個讓不健康行為變得「容易」的環境,因為健康行為往往需要更多的時間、金錢或意志力去克服這些「摩擦」。
換句話說,健康生活模式在台灣的許多生活情境中,並不是最直觀或最方便的選擇。
因此,在此環境下,當我們把「病」視為生活與城市共同書寫的結果,就能理解——
減糖不只是意志力,還涉及定價、標示與默認。
運動不足不只是自律,還牽涉到人行路網、遮蔭與安全。
睡眠破碎不只是時間管理,還連著班表制度與光照環境。
——我們的選擇創造了環境,環境的變遷又影響了我們,如此往復循環,這就是行為性與生活方式領域的完整模樣。
也是我們在行為性與生活方式範疇的致病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