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直性大師
十年前，我得了僵直性脊椎炎。
每天早上醒來的第一件事，不是睜眼，而是等疼痛通知我「早安」。它有時像溫水煮青蛙，慢慢燙；有時像針扎進骨頭裡，一下子讓我清醒到罵髒話。刷牙時要扶著洗手台，穿襪子像在玩瑜伽，彎腰會抽筋，蹲下來可能就站不起來。連坐在馬桶上太久，都會變成一場哲學冥想。
但人是可以適應的動物。就像有人適應地震、有人適應塞車，我適應疼痛這件事，適應到它已經不是「特殊事件」，而是日常的背景音。痛，是我生活裡不變的 BGM。
那天原本打算去桃園長庚醫院看診，結果不小心開到了林口。
人生總是這樣，計畫好好的，最後卻拐到另一條路。但也沒關係，林口就林口。母親坐在副駕，沒什麼情緒，只淡淡地說：「既然來了，就順便看吧。」語氣就像在說「既然魚市場沒開，那就去超市買一買」。我猜，她已經習慣跟我這個病痛旅伴一起隨機應變了。
我們搭轉運車進去，車上播放著快壞掉的冷氣和司機的高雄腔。醫院大得像迷宮，亮得像百貨公司，空氣裡有消毒水的味道和時間被壓縮的感覺。這時我突然覺得，宜蘭的小醫院也不是不好，至少不用走半個小時才能找到廁所，也不用為了換診間搭電梯、走空橋，像在參加無止盡的健走活動。
候診等了一個半小時，終於叫到名字。我進診間，醫生低頭看著電腦，一邊問：「最近怎麼樣？」
我想了想，說：「還是那樣，早上硬、晚上痛，中午夾在中間。偶爾會有閃電式劇痛，像有人在背後用鐵鎚敲我脊椎。」
醫生「嗯」了一聲，手指快速敲著鍵盤，然後瞄一眼螢幕上的病歷說：「上次是吃這個止痛藥跟肌肉鬆弛劑，這次還是一樣，藥效算穩定啦。」
我笑了笑，沒說話。這樣的對話，我已經演過太多次。每次來醫院，就像進劇場看一場預演千遍的戲，角色不變，台詞不變，連處方箋都像影印紙那樣熟悉。
「有做復健嗎？」醫生問。
「有，不過做到一半就開始抽筋。」
他點點頭，像是聽到了人生的常態：「那就慢慢來，身體要聽話也要時間。先這樣，我開一樣的藥，觀察看看。」
我點頭起身，拿著藍色的病歷本，像領了一張回到原點的入場券。
每次走出診間，都有一種奇特的感覺：人好像被修好了，但又不是真的修好；像手機重開機一樣，只是暫時不當機，問題還在，只是藏得更深了。
我和母親坐在角落的候診區。她從包包裡拿出橘子給我剝，邊剝邊說：「你小時候最愛吃這個，一次可以吃五顆，皮都我剝的。」我咬一口，味道酸得發牙，卻沒說出口。她坐得筆直，像在守護什麼，但我知道，其實她早就累了。只是沒說。
回程的巴士上，一群年輕女子聊著醫美，研究鼻子要怎麼整才完美。右邊的老人則在計算眼睛手術的費用，像在算股票：「這家開刀要三萬八，健保只能給一萬五，另外兩萬三要自費，不如等到年底看有沒有補助。」前排一個媽媽抱著小孩，一臉無奈，好像隨時要投降。
而我坐在中間，覺得自己像是一場奇怪舞台劇的觀眾，門票是我的病歷卡。觀眾席上有病、有老、有年輕、有心酸，還有一點點希望，夾在報告單和領藥袋之間。
突然，弟弟打來。
他語氣嚴肅地問我：「你最近是不是有業力的問題？」我一頭霧水。他說，他最近在讀一些書，發現慢性病往往是前世的靈魂債務，說我可能是在清業力。我苦笑了一下。看個醫生，還要結算因果帳嗎？我只是想要止痛而已，難道在宇宙裡按錯什麼神秘按鈕？
想不通，就開始默念《心經》。至少心裡安靜一點。
出發時經過新莊、五股，突然下起像颱風一樣的大雨，雨刷根本追不上。我和母親相視一笑，只能繼續往前開。那笑容裡有一點無奈、一點疲憊，還有一點堅定——一種在風雨裡還能開車的人特有的神情。
結果呢？等我回到家，累到差點趴在方向盤上睡著。
四十歲的人生，還在跟病痛拔河。
每天拉一下，有時贏一點，有時輸很多。 有時連自己都不知道是在與病痛拔河，還是與生活拔河，還是單純地，在跟命運耍太極。
但後來我想，也許這根本不是一場拔河，而是我們之間的一種共生。
病不是敵人，也不是考驗。它只是我身體的一部分，就像舊傷口留下的疤，沒辦法抹去，也沒必要否認。與其花力氣把它推開，不如學著與它共存，像養一隻不太聽話的寵物，雖然偶爾抓你咬你，但你知道，它就是會一直在那。
日子一樣過，藥照吃、橘子照吃、雨還是會下，但疼痛不再是主角，它只是劇情裡的一個配角，有時吵，有時靜。有時提醒我慢下來，有時逼我誠實面對自己。
人生本來就不是哪一邊全贏——但能夠平衡地站著、活著、笑著，就已經很好。
如果日子都像教科書上的例題，乾淨整齊，恐怕也活不出什麼故事。
而現在的我，有痛、有笑、有橘子、有雨、有母親坐在副駕的沉默，也有那些從診間一路擠出來的笑與累。
這些碎碎念、碎碎事，湊起來，其實也挺熱鬧的。甚至有點溫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