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在「Youtube」之前，世界早已有過「怪物」
最近，法國YouTuber酷的夢（Ku's Dream）製作的《中文怪物》實境秀，試圖在台灣找出那些中文好到不可思議的外籍人士，並且透過實境秀考驗、篩選出中文最好的那一個【中文怪物】。這節目很有趣，它展示了語言學習的熱情與成果，以及努力的重要性，充滿了掌聲和驚嘆。
但當我聽到「法國人」和「中文怪物」這兩個詞被綁在一起，我的思緒總會飄向一百多年前的中亞沙漠。那裡的空氣乾燥可能能割裂你的嘴唇，混雜著千年塵埃，以及被遺忘的紙張和絲綢的乾燥氣息。
在那個沒有YouTube、沒有點擊率、沒有「人設」的時代，存在過一個真正的「中文怪物」。他的名字叫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
他的天賦可能會讓你懷疑，努力真的是最重要的嗎？
在我們按下上一頁，嫌這個名字聽起來像個無聊的歷史人物之前，請先抓住這幾個事實：
👉 我們今天談論的「中文流利」，對伯希和來說，可能只是他下午茶前的熱身運動。他不僅「會說」中文，他還能閱讀和鑑定從漢代到宋朝的各種古典文獻。
👉 但中文，只是他武器庫中的其中一把鑰匙。他掌握的語言多到荒謬，其中許多是早已死去的「密碼」。
👉 他在法國學術界的地位，不是「網紅」，而是「巨神」。一位在他22歲時就震驚了整個歐洲漢學界的傳奇。
👉 他最著名的「功績」，同時也是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痛苦的一道傷疤，就是那場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大採購」。他不像其他人那樣盲目地打包，他是用他那「怪物級」的學術能力，精準地「讀」過一遍，然後挑走了皇冠上的明珠。
最終，讓世界（不只是西方世界，也包括清朝政府）看到敦煌，並讓絲路研究、敦煌學成為學術研究的關注重點。
所以，讓我們暫時把鏡頭從台北的攝影棚，轉向1908年的戈壁沙漠。這不是一場關於「誰中文說得好」的比賽。這是一場關於知識、探險、帝國野心和文化掠奪的真實史詩。我們要解構的，是這位法國「中文怪物」，以及他如何憑一己之力，撬動了整個世界的絲路研究。
第一幕：「怪物」的誕生
要理解伯希和在敦煌做了什麼，你得先理解他的大腦是什麼構造。坦白說，那不是正常人的構造。
保羅·伯希和（1878-1945）是那種百年一遇的語言天才。你我還在為一種外語的文法焦頭爛額時，他已經把語言當成了自助餐在享用。
他最早其實想當外交官，所以開始學中文。結果，他學得太快、太好了。他的老師，當時法國最頂尖的漢學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立刻意識到這個年輕人的大腦不該浪費在外交辭令上。
於是，伯希和一頭栽進了東方學的深淵。
✔ 22歲，你我可能剛畢業，還在煩惱第一份工作。伯希和在22歲（1900年）時，已經被派到河內，加入剛成立不久的「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EFEO），並擔任教授。沒錯，是教授。
✔ 23歲，他被派到北京，為學院採購書籍。他剛到北京，就遇上了庚子拳亂（義和團運動）。這位學者可不是文弱書生，他被困在法國公使館裡，還主動組織防禦，甚至帶隊出擊，事後還因此獲頒了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他到底會多少種語言？
這才是他「怪物」稱號的核心。他不僅是「會說」，他是「精通」。他精通到可以閱讀那些語言中最古老、最艱澀的文獻。
- 基礎包（歐洲）：法語、英語、德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俄語...這裡還在厲害但可理解的範圍。
- 核心技能（東亞）：漢語（不僅是官話，他對中古漢語的語音學有著恐怖的掌握）、日語...這就有點扯了。
- 怪物級擴展包（中亞）：這才是他真正的王牌。為了研究絲路，他學會了：蒙古語、藏語、波斯語、阿拉伯語、突厥語、粟特語（Sogdian）（絲路商人的通用語，已滅絕）、吐火羅語（Tocharian）（另一種在新疆發現的印歐語系，已滅絕），還有犍陀羅語、梵語、巴利語...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YouTube上驚嘆某人能流利切換中英法三語時，伯希和可以在閱讀一份用粟特字母寫成的古突厥語摩尼教（Manichaean）禱文，同時用中文和藏文的史料進行交叉比對。
這不是「流利」而已，這是真的怪物。
他在法國的地位？他是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這是法國學術的最高殿堂。他不是明星，他是活生生的學術標準。
第二幕：「大博弈」的學術版——一場前往沙漠的世紀豪賭
伯希和的敦煌之行，不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它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脈絡下：「大博弈」（The Great Game）。
雖然英俄兩國在中亞的政治軍事競逐在1907年（伯希和出發後一年）暫時休止，但另一場「博弈」正打得火熱：考古學的競賽。
當時的中亞，尤其是中國的新疆和甘肅，是「失落文明」的巨大寶庫。在清末民初那段中央政府失能的混亂時期，這裡成了西方探險家（或說，奪寶者）的樂園。
牌桌上的玩家們：
- 英國：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他動作最快，在1907年（比伯希和早一年）就已經到了敦煌，用幾塊銀元從王圓籙道士手裡「買」走了數千卷寫本。
- 德國：阿爾伯特·馮·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他專注在吐魯番地區，用一種「剝香蕉皮」似的殘酷方式，直接把壁畫從洞窟牆上鋸下來，運回柏林。
- 日本：大谷光瑞（Otani Kozui）。他組織了探險隊，也在中亞搜刮了大量文物。
- 俄國：奧登堡（Sergey Oldenburg）等人，也沒閒著。
法國，當然不能缺席。於是，在1906年，法國政府資助了「伯希和中亞探險隊」。伯希和的任務很明確：去，帶點好東西回來，別輸給英國人和德國人。
伯希和一行人從巴黎出發，經由俄屬中亞，進入新疆。他們一路考察、測繪、攝影，穿越了帕米爾高原，在喀什、庫車等地進行了大量考古工作。他不像德國人那樣對壁畫進行破壞性切割，他更專注於文本。
然後，在1908年2月，他抵達了那個改變一切的地方——敦煌。
第三幕：藏經洞的三個星期——「怪物」的終極展演
這整趟旅程的最高潮，不在於他走了多遠，而在於他進入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後所做的事。
關鍵人物：王圓籙道士
藏經洞的「發現者」或「守護者」是王圓籙道士。我們很難用「好人」或「壞人」來評價他。他是一個虔誠的、但又極度缺乏資源和眼界的道士。說實話，他就是個那個時代的普通人。
✔ 他發現了這滿滿一洞窟的經卷（從4世紀到11世紀，數萬件），但他不知道這代表什麼。
✔ 他唯一的願望是籌款，用來修復莫高窟那些搖搖欲墜的洞窟和佛像。
✔ 他曾試圖把這些經卷運給甘肅的清朝官員，但官員們忙著應付內亂，根本不在乎這些「廢紙」，甚至嫌運輸費太貴。
王圓籙很絕望。他守著一座寶山，卻沒人識貨。
斯坦因的「盲盒」 vs. 伯希和的「精選」
1907年，斯坦因來了。斯坦因不懂中文，他依靠翻譯。他用「虔誠的玄奘信徒」身份打動了王圓籙，然後用可能數百兩銀子，換走了七千多卷寫本。這是一場「盲抽」，斯坦因幾乎是論斤打包，他只知道這些東西很古老，但他不知道裡面具體是什麼。
1908年，伯希和來了。這下，情況完全不同了。
伯希和走進了那個漆黑的洞窟。王圓籙只允許他在洞內翻看，除非要買不准帶出。於是，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裡，伯希和每天點著一根搖曳的蠟燭，蹲在那個塞滿了數萬卷軸的洞穴裡，開始了他「怪物級」的工作。
他做了什麼？他開始「讀」。
他以每天上千卷的速度，瘋狂地掃描這些橫跨七個世紀的文獻。憑藉他那恐怖的語言能力和歷史知識，他迅速地對這些文獻進行分類：
- 「這卷是漢文佛教大藏經的抄本，很常見，放回去。」
- 「這卷也是，放回去。」
- 「喔，等一下... 這卷的字體... 這是粟特文！是摩尼教的文本！天啊！」 ➡️ 打包
- 「這卷... 這是藏文的，但內容是關於吐蕃占領敦煌的行政文書！」 ➡️ 打包
- 「這卷... 是回鶻文！」 ➡️ 打包
- 「這卷是漢文，但有準確的紀年，是目前發現最古老的...」 ➡️ 打包
- 「這卷... 是景教（基督教聶斯脫里派）的文獻！」 ➡️ 打包
- 「這卷... 哇，是失傳已久的《尚書》注疏！」 ➡️ 打包
這是一場精準的學術篩選。斯坦因是「搬運工」，伯希和是「鑑賞家」。他只花了三個星期，就把藏經洞裡最精華、最獨特、學術價值最高的非漢文文獻，以及具有高度版本價值的漢文文獻，全部挑了出來。
💸 交易
挑完之後，他告訴王圓籙：「這些，我要了。」他付了多少錢？
目前猜測約500兩白銀。
用一筆在當時就法國人看來微不足道（但對王圓籙來說是一大筆修繕款）的錢，伯希和挑走了約上萬件最高品質的敦煌文獻，以及數百件精美的絹畫和紡織品。他用幾輛大車，把這些無價之寶運出了敦煌，最終經由印度支那運回了巴黎。
第四幕：世界的震撼與中國的「敦煌學」之殤
伯希和的「收穫」回到巴黎後，立刻震驚了整個西方學術界。
巴黎的勝利
✔ 學術的核爆：伯希和帶回的文獻，直接催生了「敦煌學」（Dunhuangology）。
✔ 重寫歷史：這些第一手資料，徹底改寫了我們對絲路、中亞史、佛教傳播史、乃至世界宗教史的認知。人們第一次知道，原來在唐代的長安和中亞，摩尼教、景教、祆教（瑣羅亞斯德教）和佛教是如此緊密地共存和競爭。
✔ 法國的榮耀：伯希和成了法國的民族英雄。他帶回的珍寶（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即 fonds Pelliot）使巴黎成為與倫敦（斯坦因的收穫）並列的世界東方學研究中心。
中國的「醒悟」
伯希和在將文物運回法國的途中，發生了一件極具戲劇性的事：他在1909年路過了北京。
他拜訪了中國的頂尖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等人，並向他們展示了幾卷他「買」到的敦煌寫本。
你可以想像當時的場景。當中國學者第一次從一個法國人手裡，看到這些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存在的、來自本土的、失傳千年的唐代經卷時，那種震驚、興奮、隨之而來的巨大羞辱感，是難以言喻的。
這件事如同一記響亮的耳光，打醒了清末的學術界。
羅振玉等人立刻上書清廷，要求火速派人去敦煌，將剩餘的文獻運回北京。
這才有了後來殘存的數千多卷文獻入藏京師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的事件。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在中國誕生了。但這是一門誕生於「失去」和「屈辱」的學科。中國學者此後幾十年，不得不遠赴巴黎和倫敦，才能看到自己祖先最精華的遺產。
現在敦煌文書中最精華的部份全都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中。只要你去看任何跟西域、絲路有關的展覽都會看到這個名字，因為全世界都需要跟他們借展。
結語：我們該如何評價這位「怪物」？
所以，保羅·伯希和是誰？
✔ 他是一位不世出的語言天才，一位真正的「中文怪物」，其學術深度和廣度至今仍令人高山仰止。
✔ 他是一位勇敢的探險家，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完成了劃時代的學術考察。
✔ 他也是一位帝國主義時代的文化掠奪者。他利用了當時中國的政治混亂、地方官員的無知，以及王道士的短視，以極低的價格，合法（在當時的「規則」下）地帶走了文明的記憶。
我們很難用「英雄」或「惡棍」的二元論來定義他。他更像是一個在道德真空中，將自身才智發揮到極致的學者。
他「拯救」了這些文獻嗎？這是一個非常痛苦，但必須面對的問題。
- 從反面看：如果他沒有帶走，這些文獻在隨後的幾十年（軍閥混戰、抗日戰爭、以及後來的大躍進和文革）中，有極大的可能早已灰飛煙滅。王圓籙自己就曾把一些寫本當作「贈品」隨意送人。
- 從正面看：他以「拯救」之名，行「掠奪」之實。這些文物的主權和文化歸屬，是毋庸置疑的。雖然西方的探險家識貨，但不代表西方的學者就知道如何保存，許多敦煌文書在出土運送時都保存良好，卻在西方學者的「保養」中日漸脆弱。
今天，我們在螢幕上觀賞《中文怪物》，我們為語言的流利而鼓掌。這是一種良性的、基於交流的展示，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甜點。
但伯希和這隻百年前的「怪物」提醒我們：語言和知識，從來都不只是中立的工具。 它們是力量，是武器，是鑰匙。
你可以用它來交流和理解，也可以用它來鑑定、估價和佔有。
我不確定我們該欽佩他，還是該詛咒他。或許，兩者皆是。歷史的偉大與失落，往往就藏在同一個人的同一次呼吸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