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紀錄片影展，5月14日的兩部影片也恰巧有著相近的主題，都是關於國家、戰爭/暴力、記憶，以及嘗試為歷史中那些無聲、被遺忘、或將被遺忘之人留下紀錄。《記憶抹煞》串接了近代許多重要的歷史時刻，這些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線，最終連結到導演Thunska Pansittivorakul的家鄉泰國；《告別提比里亞》則從導演家族四代人的故事，重新構築了關於巴勒斯坦故鄉的一段超過70年的故事，是最私密的家族歷史，同時也是離散巴勒斯坦人尋找自身定位的歷史。
記憶抹煞(Damnatio Memoriae)
台灣觀眾對導演Thunska Pansittivorakul應該不陌生，他最早登上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電影是2004年的《酸辣草莓派》(Happy Berry)，但讓更多觀眾印象深刻的應該是2017年的《空洞的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以及2019年的《美斯樂奏鳴曲》(Santikhiri Sonata)，2021年的《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也是令人驚艷的作品，同樣是透過身體／性對泰國社會與國家權力進行批判質疑，性與性行為的畫面和安排也更加豐富（多到我一直想到底還要看多久的老二）。
《空洞的時間》對我而言是一部深具意義的影片，它讓我開始在Medium上寫下影展觀影筆記（儘管並不多產），其中對於穆斯林處境與身分議題的探討，也刺激了我博士論文主題的問題意識，並決定投入曼谷的田野之中。《美斯樂奏鳴曲》則可以參考許純鎰撰寫的詳細解讀。有看過前面幾部影片的觀眾，其實不難解讀《記憶抹煞》這部影片的思路與符碼，也會知道〈月亮代表我的心〉、1976年法政大學事件，甚至色情影片等元素都不是第一次出現在Thunska的影像之中。
然而相較於前面幾部影片，《記憶抹煞》將美國、蘇聯、中國、台灣、香港、日本、南韓、越南、緬甸、泰國等不同地方發生的歷史事件片段，以及各種音樂素材，以蒙太奇的方法組裝。這不是Thunska第一次運用這種手法，但本片中事件的時間與地點被切割得更加細碎，不同立場的不同材料不斷相互指涉、連結、暗喻、嘲諷，歡樂的畫面搭配沉重的音效，或情歌搭配令人不適的影像，藉此對造成創傷的權力提出批判，也對形塑衝突的劃界範疇（例如國家、國族等）提出質疑。
那些可能曾經被記得，但隨著時間洪流沖刷而身影逐漸流逝的人們，在跳躍的聲響與畫面召喚下再次現身。從泰國的Nabua、Phatthalung，台灣的228事件與白色恐怖，中国的南京屠殺事件與六四天安門事件，蘇聯的Yuri Gagarin、Vladimir Komarov，美國的阿波羅1號，韓國的光州事件與釜山兄弟之家，到日本、越南、緬甸以及其他難以辨識的地方的戰爭受難者，無數受到暴力對待的人們（的面貌與軀體），藉由檔案影像或影劇再現，從歷史灰燼中激起火光，點燃觀影者的正義良知。本片的泰語片名ไม่พึงปรารถนา，意為不如人所願，意味著這部影片的目標就是讓更多人記得這些人，不讓掌權者如願使人們遺忘歷史。
本片大致將人們依權力地位分為三層，國家權力化身的領導階層、無權力的平民大眾，以及夾在兩者之間的「公眾人物」。敘事從平民大眾的受害者開始，再逐漸轉向領導階層與公眾人物。本片用了不少篇幅探討公眾人物，這些人一方面與平民大眾相連，另一方面卻可能自願或被迫與國家權力為伍，並透過他們作為國家權力施展的中介，又或者他們會起身抵抗，對壓迫的體制發出怒吼。
例如台灣的鄧麗君，雖然透過歌聲串起台、中、日、泰等各地人們的情感，甚至喚起中国人民被共產黨長期壓抑的人類情感，但在國家權力的要求之下，鄧麗君也不得不與KMT政府合作，參加勞軍表演，成為行政院新聞局認定的「愛國藝人」，這些軍隊軍事訓練的影像也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影像穿插呈現。韓國兄弟之家是軍事獨裁者將街頭上的無家者等「低端人口」集中起來，給予「培訓」的「福利院」，甚至藉由綁架兒童等非法手段增加收容人口以賺取補助金，經營者朴仁根除了有陸軍背景，更經營教會，具有一定群眾基礎，韓國甚至頒發勳章獎勵朴仁根、並為他拍攝宣傳影片。來自中国的韓團成員王嘉爾，為中国的負面新聞而在演唱會上反擊。泰國知名作家Thommayanti透過小說《情牽兩世》(Thawiphop)與《胡錦河》(Khu Kam, 翻拍為《日落湄南河》)累積龐大聲望，但卻多次公開支持軍政府、反對民主改革。緬甸的Phyo Zeya Thaw則是不與權力為伍，他用饒舌歌曲批判政治、批判軍政府，最終招致死刑對待，和幾位民主派人士一同處決。
公眾人物在本片中的角色值得細品，同樣耐人尋味的是對權力結構的探討，例如NASA儘管知道太空艙的安全性不足，但為了甘迺迪希望能在10年內贏得太空競賽的壓力，也不得不鋌而走險、犧牲珍貴的生命。韓國為了漢城奧運形象塑造，要求地方清除「低端人口」，而警察與地方政府不得不配合，暴力執行清除行動。
本片的觀影體驗絕對是刺激的，性、暴力、死亡不斷交錯，直接而赤裸地對觀眾感官產生衝擊，更勝於之前的幾部作品。對於這些看似暴力的影像（例如會有觀眾認為，這麼赤裸地把性畫面放上大螢幕也挺暴力的），Thunska想說的是：國家權力造成的暴力，其實更勝於此。國家想要呈現的和諧、溫馨、進步形象，在展示其暴力造成的後果的映照之下，都令人更生反感。那些韓國孩童在運動場上快樂運動的影像，還穿插著軍隊鎮壓人民的畫面呢。
音樂在本片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作為一種媒介，音樂不只是傳遞了人類情感，具有串聯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人們的能量，它也會被當作政治宣傳工具，作為極權政權的統治手段，或是翻唱、改編某些歌曲，使它為某種政治目的發聲；音樂有時也會吹響反抗號角，掀起遍地烽火。本片以情歌開始，以情歌結尾。我們人類從出生開始，似乎被教導要學會如何去愛，不斷在聆聽這些探討愛是什麼、怎樣去愛的聲音。是啊，若對這個世界缺乏愛，可能對這些歷史事件也不會由衷感到憤怒了。
儘管批判力道強烈，我想Thunska還是深愛泰國這片土地的。在敘述鄧麗君的影響力，字幕打上「泰國」後，旋即響起「你問我愛你有多深……」，小朋友在街頭翻唱這首歌時，鏡頭也不斷望向不遠處的泰皇玉照，彷彿《美斯樂奏鳴曲》那封寫給泰國的情書的結尾，也寫了「End never end」。
這部影片安排許多連往泰國的箭頭。戰爭期間泰國是日本唯一的軸心國盟友，日本在泰國駐軍，情勢也牽引著泰國命運。戰後美蘇冷戰之下，美國視泰國為對抗共產主義的前線，投注許多資源在泰國，但也使得以「反共」之名行的殺戮得到國家授權的正當性（當然Thunska也探討了近代保皇派認為美國民主宣傳助長國內民主抗爭，反而仇美、親中俄的弔詭）。而50年過去後，誰還記得阿波羅11號巡迴最後一站居然是曼谷呢。為了讓泰國體驗資本主義的好處，美國在泰國施行發展主義政策，自1950年代起就偶有反對親美路線運動，但資本主義發展讓泰國貧富與區域差距激增，加上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貨膨脹以及泰國軍事統治的鎮壓，長期累積最後促成1973年的10月學運與1976年的法政大學屠殺。而看似無關上述脈絡的鄧麗君，最後也是在泰國過世的呢。
如同片頭引用Carl Sagan在《預約新宇宙》(Pale Blue Dot: A Vision of the Human Future in Space)中的名言：「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會有援助從他處而來」 ，這些千絲萬縷、相互牽連的歷史線索，最終還是拉往泰國，導演Thunska深愛的故鄉。如果希望擺脫困境，救贖的力量必須從我們自己身上長出。了解這些歷史線索，也就是在尋找讓力量萌生的縫隙。
這些歷史的傷痕令人感到無力，最後的火箭撞月球似乎在說著，即使發生無數憾事，人類的瘋狂仍是永無止盡。但Thunska也透過影片告訴我們，不要忘記去愛，以及他有多愛這個世界。
最後，來聽幾首影片中出現的歌曲吧。
Triumphs Kingdom — คู่กัน
ศักดิ์ศรี ศรีอักษร -ผู้ใหญ่ลี
鄧麗君 — X+Y就是愛
코리아나 — 손에 손잡고
告別提比里亞(Bye Bye Tiberias)
如果說《記憶抹煞》充斥著過量的男性，《告別提比里亞》則幾乎都是將鏡頭放在女性身上的故事。法國籍導演Lina Soualem是阿爾及利亞裔演員Zinedine Soualem與巴勒斯坦裔演員/導演Hiam Abbass的女兒，他們都是知名的電影工作者，《告別提比里亞》是透過母親Hiam這條線索，去追溯家族數代女性的生命故事，一段超過70年的告別之旅。
先說提比里亞吧。提比里亞位於巴勒斯坦北部，據說耶穌曾經行走過提米利亞湖面。Hiam的祖母Um Ali與母親Nemat在提比里亞生活，直到1948年巴勒斯坦分治後被以軍佔領而被迫遷徙到迪爾哈納(Deir Hanna)，在戰火下，這些女性學會拋下一切、從新開始。在遷徙前，Nemat學習很好，就讀耶路撒冷女子師範學校，夢想是成為教師。但1948年戰爭爆發，16歲的Nemat僅剩一年即可畢業，卻不得不中斷學習。離散經驗使Um Ali的先生失去理智，最後撒手人寰。Um Ali的其中一位女兒Hosnieh，則跨越邊境到了敘利亞生活，與家庭分開。
Um Ali以裁縫機扛起養育家庭重任，Nemat也養育了10個孩子。Hiam是其中的第5位。Hiam生長在兄弟姊妹眾多的家庭，卻總覺得孤獨，他與父親的關係也似乎較為緊張。Hiam希望能更自由地從事藝術工作，他在海法學習攝影、加入El-Hakawati劇團，深受藝術世界吸引。後來Hiam逃離迪爾哈納，切斷與家庭和村莊的聯繫，到法國來成就他的夢想。
從結果來看，Hiam確實成為一名成功的演員。然而當他生下Lina後，他才意識到，若沒有母親Nemat，他也會不知道如何成為一位母親。Lina成為Hiam與家庭化解矛盾的楔子，當他帶著Lina回到迪爾哈納，Nemat早已默默原諒Hiam這個走出傳統的女兒了。正如羅大佑在〈家(Ⅰ)〉中所唱：「我的家庭我誕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時期最美的時光／那是後來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現在眼淚歸去的方向」，家庭是Hiam曾經逃走，峰迴路轉後又發現，是他難以離去的地方。
這部影片原先希望以Nemat講述的故事為主軸，怎料遇上Covid疫情，Nemat也「無常」了。告別提比里亞，不只述說Um Ali與Nemat，或是Hosnieh離開提比里亞之後的故事，也是Hiam在學習如何向母親告別與哀悼。這是一個包含著好幾次「離開」的故事，Nemat向提比里亞告別，Hosnieh與Hiam向家人告別，最後是Nemat向這個世界告別。
在Nemat歸真後，Hiam整理母親的遺物，呢喃著：「房子留著有何用？如今我在一個沒有靈魂的地方打轉……」。Hiam在屋頂遙指「這裡是黎巴嫩，這裡是敘利亞，這裡是約旦……」，又望向近處，指出以色列軍隊在山丘上建了許多「殖民地」，圍繞著巴勒斯坦人的寓所。
如同《記憶抹煞》質疑那些形塑衝突的劃界範疇，《告別提比里亞》則以個人的生命經驗角度對促成巴勒斯坦人離散經驗的範疇，如國家、邊界、國族、國籍、宗教，甚至是家庭，提出深刻的質問。Hiam回想與住在敘利亞的Hosnieh阿姨相聚的記憶，是本片令人動容的片段之一，Hosnieh一方面跨越了許多邊界，但另一方面，他也讓Hiam更意識到家族對他的重要性。
透過鏡頭，Lina重新建構了他的家族史，以及家人對彼此的意義，他不願讓珍貴的回憶隨著時間而被遺忘。戰火之下，女性是更容易被遺忘的一群人，但正因為他們的堅韌，被戰火摧殘的家庭才得到重生的契機。他們是被迫成為英雄的英雄，也經常是不被記住的英雄。私密的家族史，卻也因此難以與尺度更大的政治史切割開來。
巴勒斯坦人的苦痛不能被遺忘，但是戰火並未直接出現在這部影片之中。取而代之的，是Lina小時候到迪爾哈納度過假期時拍攝的家庭紀錄，顏色溫潤飽滿，家人們的笑容也一如往日。是啊，砲火轟炸的前線是戰場，與權力抗爭之處是戰場，而記憶與遺忘，更是每個人都難以迴避的戰場。
※本文原發表於Medium, 2024/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