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紀錄片影展，5月10日放映的兩部紀錄片是《硝煙下的助產士》及《我最可憎的敵人》(My Worst Enemy)，兩部影片的背景與風格天差地遠，但他們紀錄的故事之間有著近似的主題，是關於暴力（特別是國家層級的暴力），以及委身在暴力縫隙中的人性議題。
硝煙下的助產士(Midwives)
《硝煙下的助產士》從女性視角講述緬甸若開邦的羅興亞人處境，相較於多數描寫戰火的紀錄片聚焦「死」，本片則藉由「生」的透鏡觀看這個世界。
根據緬甸現行的國籍法，羅興亞人無法取得緬甸公民身份，這使他們要到仰光甚至到需要旅行簽證。由於身份問題，羅興亞人難以遠行、無法擁有土地，他們能從事的職業有限，生計艱難，醫療條件更是不堪。羅興亞人被視為非法移民，儘管他們的祖先已在若開土地傳承數代。要追溯羅興亞人議題不是一件易事，這涉及了長期人群遷移、殖民主義遺緒、宗教衝突等不同力量形成的難解問題，也涉及無盡的復仇歷程。
然而本片無意追溯這些複雜的歷史，它透過紀錄日常生活，呈現的是羅興亞人近年面臨的暴力際遇，以及人們的生活如何在戰火之下掙扎的故事。
2012年，若開人與羅興亞人發生暴力衝突，而2016年10月煙硝又起，緬甸安全部隊襲擊羅興亞村莊，造成難以估計的傷亡，而緬甸國防軍陸續對羅興亞平民的刑求、婦女的姦殺、小孩的殺戮，使聯合國認為緬甸政府的作為已符合「種族清洗」。本片的時間背景約自2016年的事件後開始，不過，暴力衝突在本片中並沒有透過影像直接表現出來。
本片敘事圍繞一間小診所，助產士希拉(Hla)以及學徒諾諾(Nyo Nyo)在這個醫療資源缺乏、又面臨族群衝突的環境下，艱辛地為穆斯林女性接生，以及醫治許多病症。希拉是若開佛教徒，而諾諾則是羅興亞穆斯林。諾諾希望能在自己的社區開設診所，能就近幫忙同胞，希拉則認為諾諾應該更專注學習醫療、護理、用藥的相關知識，甚至考慮把他送到仰光學習，接受三個月的護理訓練，讓他早日獨當一面。看起來，希拉是一位相當幫助羅興亞人的佛教徒，他虔誠禮佛的片段也說明了這點。然而這也招來激進份子的異議，他們散播關於希拉的不實謠言，而希拉並不畏懼。
與此同時，穿插著的畫面是許多若開人遊行，他們喊著「(穆斯林是)搶奪我們土地的恐怖份子」、「穆斯林都是恐怖份子」，宣稱要加害那些幫助穆斯林的佛教徒。此外，軍隊閱兵的影像也是本片用來塑造衝突氛圍的材料。而軍隊的暴行則是透過人們述說出來，他們說了士兵如何燒毀村落、強暴女性，而為了躲避軍人，孕婦甚至直接在田裡生產。
助產士應該是幫助人們迎接新生命、充滿希望的職業，在若開，助產士則是到處看見苦難的人。
然而本片不只是單純描寫這對師徒的互助，也同時呈現難以消除的殖民階序。當觀眾敬佩希拉這種無畏的精神時，他將發現希拉會叫諾諾”Kalar”，對羅興亞人而言這是一個蔑稱，意近”darkie”。諾諾說，若開人總是不叫羅興亞人為穆斯林，而喚他們為Kalar，他並不喜歡這個稱呼。在諾諾5個月大的女兒生病而向希拉求醫時，希拉更埋怨諾諾沒有運用他應該學到的護理知識，說「Kalar跟牛沒有兩樣，學不會」。
當希拉用手機看著若開人遊行的影片時，諾諾會投以不安的眼神，他在擔心希拉是否受這些口號所影響。而希拉的先生會在診所聆聽若開邦的政治宣傳歌曲，諾諾也表示他對宣揚若開文化的歌反感。而在診所之外，那些因為戰亂而無法就學的穆斯林兒童形成一個私塾，但他們學習的緬語教材（還是若開語？）也多是圍繞著佛教文化，這代表學童其實難以透過教育過程建立其文化主體性。
殖民階序認為種族之間存在優劣之分，這種觀點影響甚鉅，連希拉這位本片中最友善穆斯林的佛教徒，都難以矲脫認為這些”Kalar”本質上較差的看法，殖民性根深柢固在他的認知之中。
然而，儘管諾諾被希拉評價為笨拙（甚至從諾諾對金錢的態度而懷疑他心思不正），對於政治情勢卻能有清晰的洞見。2021年緬甸發生軍事政變，諾諾直指政變與對示威的鎮壓，不過是國防軍將曾經發生在羅興亞人身上的手段，在仰光故技重施罷了。換言之，對羅興亞人的鎮壓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練兵，而軍事權力的獨裁本質則是貫穿其中的不變力量。
前幾年修黃柏棋老師關於南亞宗教政治議題課程時，探討斯里蘭卡佛教徒（僧伽羅人）與印度教徒（泰米爾人）的衝突，老師總是問道「為什麼以慈悲為教義的佛教，能對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作出這麼殘忍的事？」。針對這個詰問，人類學家Stanley Tambiah在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一書中提出上座部佛教政體的幾項特徵，包含因為受阿育王神話影響，國族命運與佛教被認為具有緊密關聯，而人間的國王被認為既是轉輪王(cakkavatti)也是菩薩(bodhisattva)，是佛法的化身，但國王在政治上無可避免地必須運用暴力。阿育王在戰爭勝利後才皈依，因此在過去，國王是從暴力過渡到虔誠。此外在傳統政體中，佛教也昭示一種宇宙觀，即人類逐漸衰敗，而作為佛法代言人的王權現身，來重整墮落與道德混亂的社會。
十一世紀時，阿奴律陀王透過佛教建立統合蒲甘王國，昭示緬甸政體與佛教的長期共構，以及佛教作為緬人身分認同的緊密結合。宗教與政體的結合，讓政體運行不可避免的暴力，成為宗教政體的面向。相對於佛教政體，人們更常質問伊斯蘭政體的暴力，但歷史上基督宗教政體亦不免有其暴力面向。又或者，號稱無宗教的一些政體，或許是帶來最多政治暴力的政體。宗教信仰必然帶來暴力的後果嗎？或者說，在什麼條件下，或宗教與政體的哪種結合，會形成這種暴力？宗教政體的暴力性是來自宗教還是政體？宗教在什麼程度上可以與這種暴力無關？
在本片中宗教和暴力的關聯被暫置，除了作為不同族群的身分表述之外，本片中宗教的另一個作用則是為這些在戰火煙硝下掙扎求生的人們，指引一條關於彼世的路徑。是啊，好事或壞事，總都是「人」所幹出來的。
在影片的最後，諾諾說著對女兒的期望，他希望女兒能好好讀書，也成為一位稱職的助產士。陽光灑落，他們笑著，逐漸步出鏡頭之外，彷彿能遠離這些煙硝。
關於羅興亞人議題，可以參看以下系列報導：
https://www.msf.org.tw/issues/rohingya
https://www.cw.com.tw/special/2098
我最可憎的敵人(My Worst Enemy)
From IMDb
「人類怎麼能對另外一個人做出這種事？」，這句也同樣能為《硝煙下的助產士》註腳的話，出自《我最可憎的敵人》。
本片是實驗性質較強的紀錄片。講述流亡法國的伊朗人的遭遇，特別關注他們被伊朗審訊人員秘密審訊的過程。導演尋找有著類似空間的地方，親自扮演被審訊者，讓有實際遭審訊經驗者扮演審訊人員，整部片就是看導演如何被「審訊」，看受害者如何秀出自己的傷疤然後加諸在導演身上。
這部影片無可避免觸及再現政治與紀錄片的倫理議題，觀者自然可以藉由再現出來的「審訊」去想像實際審訊的情形，然而這引發幾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例如讓受害者再現痛苦經驗的意義為何？如何面對重現經驗時可能引發的路西法效應？在再現、製片與放映過程中獲益的人是誰？受害者得到了什麼？甚至是當紀錄片本身作為痛苦經驗的載體，觀眾「旁觀他人之痛苦」的意義又是什麼？
片中最精彩的部分是Zar Amir嘗試再現其經驗，張力十足。除了他在審訊過程中不斷重複說服自己去施加暴力，展現令人窒息的壓迫，又不斷透過言語試圖摧毀導演對於拍攝本片的倫理論述。在經歷漫長的「審訊」後，Amir對於其表現的反思也令人回味再三。
《硝煙下的助產士》及《我最可憎的敵人》兩部影片都在嘗試述說國家層級的暴力以及其效應，群體性的結構暴力最終在受害者的肉體與心理層面上造成創傷。肉體的刑求、性侵是暴力，然而言語威脅、侮辱、關係、身分處境等面向都能形成暴力經驗，並造成深深的傷口。
性的暴力也是兩部影片共通的醒目主題之一。羅興亞人遭遇的強暴性侵是難以忍受的反人類暴行；伊朗審訊人員常詢問性相關的問題來侮辱受訊者之外，以身體檢查的名義進行的性暴力刑求也令人不忍卒睹。
在難以遁逃的暴力中，人性如何滋長？希拉和諾諾的互助是一種方式，幾位被審訊的受害者在遭受不堪的對待後仍認為審訊人員存有良知，也是另一種呈現。然而暴力在兩部影片中都不是單向的，羅興亞人也嘗試以暴力回應他們的處境，而逃離伊朗的人，導演對他們流亡海外的原因並未深究，其中某些人或許涉及對極權政府的顛覆，也可能因為一些荒謬的法律而必須流亡（例如Amir的案例），而在影片中，他們遭遇的暴力也多少透過鏡頭，嘗試對伊朗政權提出反擊。
人們時常二元地認為暴力就是負面的，並將難以等量的「暴力」混為一談。「國家暴力是暴力，反抗者的手段就不是暴力嗎」，他們時常提出這樣看似中立的質問。我想，面對殖民/帝國力量的結構性暴力，Frantz Fanon在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對於被殖民者暴力的同情，仍有其洞見與價值。暴力會滋生暴力嗎？或者，什麼樣的暴力可以用來回應什麼樣的暴力？這大概是留給各位觀眾的課題了。
※原發表於Medium, 2024/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