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75，我還年輕時，大學剛畢業，曾抽中「金馬奬」赴金門服預備軍官役。那是兩岸熱戰的砲火仍未完全歇息的年代；在前線沒有浪漫，只有震耳欲聾的爆裂聲與腳下微顫的土地。如今回望，那段經驗既是青春的印記，也是價值的根基；使我終身明白：自由得來不易，極權不可輕忽。 我高中二年級入黨，當時我是台北市建國中學的學生，算算在國民黨的黨齡已然跨越一甲子，「反共」也早非口號，而是生命的一部分。
然而，行過漫長歲月，再看今日台灣與當前政局，心情難免沉重——因為外在威脅愈形逼近，而內部的政治路線卻漸生偏移。這種落差，使得像我這樣的老國民黨員不得不再次提出提醒。 從戰地經驗回望當前局勢：威脅形式雖異，實質卻更深 當年的砲擊雖無情，卻至少看得見、聽得著；今日的威脅，則如影隨形，跨越軍事、法律、資訊與敘事的領域。 中共的吞併台灣戰略行動早已不限於武力恫嚇，而是以「法律戰、認知戰、輿論戰」同時並進，意在削弱台灣社會意志，使人民習慣於壓迫的語言、接受被塑造的現實。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滲透，比起昔日的炮火更難防備，也更容易在不知不覺間動搖社會的判斷力。 從這樣的角度回望，不難理解：今日的台海形勢，並不比我當年站在金門沙灘上的時刻更安全；只是威脅的形式改變了。 國民黨的路線漂移：歷史與現實間的斷裂 國民黨曾以「反共」立身，這是許多老一輩人的共同記憶。然而，近年來的路線轉向，使這份記憶與現實產生愈來愈大的落差。 今日的國民黨內，真正對中共保持戒備的人不在少數，但聲量往往被邊緣化；而在政黨高層，卻頻頻出現對北京過度期待、對中共本質刻意淡化的主張。甚至有人將「和談」「共融」「發展」視為唯一可能的道路，卻對背後的政治前提完全避而不談。 更令人擔憂的是，新任黨主席鄭麗文的政治身分與論述變化過於劇烈，使黨的方向更添不確定性——這種搖擺，使得許多堅持傳統立場的黨員無所依循，也引發外界對其政治判斷的疑慮。 我不願以個人之偏見評斷任何政治人物，但我必須說：一個未能正視威權本質、未能分辨主權風險的政黨，實在難以承擔引領台灣的責任。 反共之義：不是仇恨，而是對自由的珍視 台灣社會中，仍有許多人與我一樣，經歷過戰地、經歷過威權，也親眼看見台灣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民主。這群人常被忽略，卻構成了台灣社會穩定而深厚的底層力量。 我們反對的不是中國人民，也不是中國文化，而是那套否認自由、壓制人權、把人民當作工具的政治制度。
這樣的立場，並非意識形態對立，而是一種被歷史磨過的清醒：若民主沒有警醒，威權便會循縫而入；若自由沒有守護，它便會在日常裡悄然流失。在這個意義上，「反共」不是過去的口號，而是今日的公民責任。 困境中的台灣：外力強壓，內部分裂 當前台灣面臨的挑戰，是外部與內部交錯所造成的複雜局面。 外部，中共的壓迫愈來愈具體，而世界局勢也因美中對抗而不斷變化；內部，政黨之間的分歧、族群之間的記憶差異，以及世代對威脅的感知不同，使得社會難以凝聚共識。 然而正因如此，更需要有人能冷靜地指出： 台灣的未來，必須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這不是某個政黨的語句，而是跨越藍綠、跨越世代的底線。凡是無法明白承諾此一原則的政治力量，都應被慎重檢視。 政黨可以改變，價值與信念不應放棄 回顧自己半生的經驗——戰地的砲火、威權的陰影、民主的萌芽——我愈加確信：唯有堅守自由，台灣才有未來；唯有警醒於威權，社會才能避免自我迷失。 國民黨可以迷路，但台灣不能迷路；某些人物可以投機，但歷史不能被改寫；政客可以放棄反共，但人民不能放棄對自由的信念。 若我這樣走過戰地的一代，仍能以平和的語氣說出自己的觀察，也盼望能在台灣的公共討論中留下另一種聲音——一種不喊口號、不求對立、卻始終提醒：自由的重量，需要被看見；民主的價值，需要被守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