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台灣憲法法庭因大法官人數不足而運作受限，再度成為政治攻防的焦點。表面上，爭議似乎集中在「是否需要補足大法官人數」、「是否應為此增加預算」等技術性問題；然而，若討論僅止於此，其實刻意迴避了一個更關鍵、也更令人不安的核心提問——究竟是誰，不希望憲法法庭正常運作？
當憲法法庭因人數不足而無法充分行使職權時，社會輿論往往很快被引導至一些看似中性的討論方向：
是不是應該補足人數？是否需要增加預算？能否在大法官尚未補齊的情況下開庭？大法官是否因被認為立場偏綠而不具公信力？在人數不足下作出的裁判是否違憲？
然而，在當前台灣的輿論與政治環境中，我們真正應該追問的，從來不是憲法法庭強硬開庭「能不能做」，而是「為什麼要做」。
要知道，憲法法庭重要的核心原因在於它承擔了「讓權力受憲法拘束」的最後防線角色。
首先必須理解，民主並不等同於單純的「多數決」，而是在憲法框架下運作的多數決。否則，若今日立法院、行政院，甚至地方政府，可以在缺乏憲法節制的情況下，恣意提高稅負、徵收人民私人財產、扣減社會福利，那麼所謂的民主，反而可能演變成「多數人對少數人的侵害」。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憲法法庭的存在，才能依據憲法作出裁決，及時阻止國家權力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侵蝕。
在民主國家中，幾乎無一例外採取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然而，一旦其中兩權形成結盟，而又缺乏有效的憲法審查機制，國家權力便可能失去制衡，制度將不再具備自我修正的能力，最終走向不可逆的崩壞。
而憲法法庭正是承擔此一關鍵角色的機構。它不僅負責審查立法是否違憲、制衡行政權是否逾越法律或憲法授權，更在必要時補充與擴充既有司法體系中，對憲法意旨理解不足或無法回應的部分。
更重要的是，憲法法庭的存在，確保人民的基本權利不是停留在紙面上的宣示。若缺乏憲法法庭，即便人民清楚自身權利已遭侵害，也往往無從獲得真正有效的救濟，憲法所保障的自由與權利，最終將淪為空洞的口號。
憲法法庭在任何民主國家體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制度設計；那麼，究竟是哪些力量，不願意讓這個制度正常運作？
就現況而言，2024 年 10 月 31 日，已有 7 名大法官因 8 年任期屆滿而卸任；同年 12 月，立法院否決總統提名的 7 位新任大法官人選，截至 2025 年，現任大法官僅剩 8 人。
值得注意的是，藍白立委並未選擇「增加」大法官總人數，而是在 2024 年底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改變審理案件的人數門檻。
修法後，法律將「現有總額」定義為「法定總額」15 人。此處須釐清兩個概念：
「現有總額」指法律或憲法明文規定該機構應有的人數上限；
「法定總額」則是實際在職、得以行使職權的人數，不包含缺額、退休或因故解職者。
在此架構下，憲法法庭參與評議的人數不得低於 10 人（即法定總額的三分之二），而宣告違憲則須 9 人以上同意。結果是，在僅剩 8 名大法官的情況下，憲法法庭事實上無法開會。
問題因此浮現：
如果憲法法庭在現有人數下，已足以形成穩定且理性的憲法解釋，那麼，強硬提高人數門檻的正當性究竟何在？
反之，若確實存在制度功能上的疑慮，又應清楚指出是哪一項機制失靈，而必須透過「人數限制」來補救。
在民主制度中，開會人數的規定，不應成為填補政治僵局的遮羞布，而必須清楚交代其必要性與比例性。
常見的一種說法是，人數不足可能導致少數人主導憲法解釋。
這樣的擔憂並非全然沒有道理，但在民主國家體系中，憲法法庭的重要性，恰恰在於即使面臨不完美的條件，制度仍須盡可能維持運作。各國鮮少容許憲法法院長期癱瘓；同樣地，也幾乎沒有民主國家的主要政黨，會刻意讓大法官長期無法補足。
以台灣而言，並非不存在替代方案，例如讓已退休的大法官暫時回任，或由司法界、律師界及各大學法律系教授共同遴選合格人選。
至於全民公投的主張，則更顯現實困境：當社會連何謂「合格的大法官」都缺乏基本共識，連政治人物的品格與能力都多半仰賴政黨背書，公投反而更容易演變為立場動員，而非專業判斷。
但比起反覆糾結於「大法官人數夠不夠」，真正被刻意迴避的問題其實是：究竟有哪些立法內容，會因憲法法庭正常運作，而面臨嚴格的違憲審查？
我們必須正視一個現實：法律本就保障熟悉法律的人，即使是行為不正當者，也可能依法獲判無罪；而真正不願接受司法審判的，往往是那些連法律都無法替其行為提供正當性的人。
在民主國家，憲法法院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取悅多數，而是為了限制權力。當某些政治力量對憲法法庭的運作感到焦慮時，理性的反應，不應是質疑憲法法庭本身，而是檢視那些急於通過、卻不願接受大法官審查的法案內容。
如果立法本身經得起憲法檢驗，那麼憲法法庭是否滿編，理論上不應構成威脅；反之，若某些修法一旦進入實質審查，就可能在權力分立、比例原則或程序正當性上站不住腳，那麼讓憲法法庭陷入人數不足、運作受限，反而成了一種政治上的「便利狀態」。
我再重新強調一次，到底是立什麼樣的法條，連懂法的一群人都覺得在憲法法庭會判敗訴？所以才故意癱瘓憲法法庭？
回到現實，大法官人數不足並非突發事故，而是早已可預期的結果。任期屆滿、提名延宕、立法院未完成同意程序，這一連串制度節點，沒有任何一個是不可避免的；它之所以發生，只因為有人選擇讓它發生。
在一個立法機關人數齊備、表決功能完整的體制中，卻同時容許憲法法庭長期處於不完整狀態，這本身就是民主制度必須正面回應的矛盾：為何立法權可以毫無折扣地行使，而憲法審查權卻被動地被削弱？
因此，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大法官在何種人數下行使職權，而是
為什麼有人不願意讓憲法法庭完整存在？
在民主社會中，真正令人不安的，從來不該是審查者的人數，而是權力是否仍願意接受審查。如果一個制度，只有在監督機制虛弱時才能順利運作，那麼真正需要被檢討的，從來不是監督者，而是那個制度本身出了什麼問題。
更值得深究的是，反對憲法法庭正常運作的論述，往往並非直接挑戰司法審查制度，而是透過質疑「大法官立場」，來間接否定其裁判的正當性。常見的說法是：由於大法官被認為偏向某一政治陣營，其審查結果必然帶有政治偏見。
從政治哲學角度來看，這種論述隱含了一個值得警惕的前提：憲法解釋被視為權力鬥爭的延伸，而非規範理性的實踐。一旦接受此一前提，憲法法庭便不再是以論證說服社會的機構，而只是另一個需要被「防範」的政治場域。
然而，這也引出一個始終未被充分討論的問題：為何論述焦點，總是放在「大法官是否偏頗」，而不是「法案本身是否能承受憲法與社會的雙重檢驗」？
在一個對自身制度有信心的民主政治中，合理的態度應是：即便面對立場不同的審查者，立法仍能在公開、理性的審查下站得住腳。
換言之，若一項法案被認為正當，其支持者理應主張——無論由誰來審查，憲法解釋都將指向相同結論。相反地，當政治論述不斷強調審查者的「顏色」，而非論證法案的合憲性，這本身就反映出對規範論證的信心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