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的重點，或許根本不是「提供足夠的線索與觀眾一同解謎、鬥智」，因為（套用孔恩的話來說）那不過是規則（或規則）被發明後，以特定規則為預設，設定出來的各種玩法，然而福爾摩斯作為偵探故事的鼻祖，與其說他在將遊戲規則變複雜，或是嘗試各種玩法，而是下述概念群被第一次觸及與銜接的初始瞬間，而被發明出來的概念性人物： 「痕跡」如何可以是一種資訊壓縮，以及光學儀器、人為介入如何使得「痕跡」的「對比度」（或者可以說是【光學】解析度）得以放大，而有助於影像分析、型態分析。
（你可以想像福爾摩斯有點像遊戲王卡牌的發明人，後續一些偵探小說則是去擴充卡牌，完善規則，讓遊戲本身給弄複雜）這種透過人為介入，使得特定被觀測對象對比度增加，在科學上很常見，例如在光學顯微鏡觀察細胞，不是只有透過儀器的光學原理放大觀測對象，也必須透過對特定的細胞或細胞結構進行染色，來增加影像的對比度，有利於型態分析。
要創造對比，才能看到影像，要看到影像，才能進行型態分析。這就是用最白話的方式來說明什麼是光學解析度——兩個物體靠很近時，可以分成兩個東西。
就如同華生第一次遇見福爾摩斯時，福爾摩斯大叫：
「我發現了一種只有遇到血色蛋白才會沉澱的試劑，而遇到別的卻不會」
「他說著，用一根長針刺破他的手指，把流出來的那滴血吸到了一支吸管裡。『我現在這點血放到一立升水裡。你看，雖然這種混合液看上去和清水沒有兩樣，血在這裡面的比例不超過百萬分之一。但是，我有這個信心我們一定能得到那特定的反應。』說完，他把幾粒白色的晶體放進那個容器裡，又往裡加進去幾滴透明的液體。立刻，那混合液就變成了暗紅色，一些棕色顆粒慢慢沉澱到了瓶底。」
藉由這種試劑，就能有效使出現在犯罪現場不知為何的「斑點」上創造視覺上的對立，
「刑事案件往往取決於這一點。一個作案的人往往會在作案後較長時間被發現。人們檢驗血案嫌疑犯的衣服，發現上面有棕色斑點。那麽這些斑點究竟是血斑、泥漿斑痕、鏽斑、果汁印還是別的東西？這個問題令許多專家頭疼，為什麽？因為沒有可靠的檢驗方法。現在我們有了歇洛克·福爾摩斯檢驗法，就再也不會為此發愁了。」
老實說我福爾摩斯有時候的推理跟柯南沒兩樣（例如常被拿來笑的柯南管到海邊系列：從別人點三明治而不是點人氣餐點，結帳不用零錢用萬元大鈔就懷疑別人。參余渣的Youtube「超瞎偵探！「名偵探柯南」破案都是靠亂猜？回顧爆笑破案原因、吃三明治也會被柯南盯上？）
有時候聽福爾摩斯推理，還真的有種「都給你扯就好了」，這個線索哪能解讀出這麼多資訊。
反過來說，作為相對於繼承日本本格派推理的金田一，如同金田一被設定成日本經典偵探小說中的虛構偵探金田一耕助的孫子，柯南某方面是被以繼承福爾摩斯的形象被打造出來，所以在第一集裡頭，工藤新一一出場，就展是怎樣一握住別人的手就知道對方是體操選手，或是當他變成柯南時，有一次一位委託人來到毛利偵探事務所，他只看對方的手掌一眼，就知道他是外科醫生。
但大部分的時候，柯南與其說從「痕跡」逆推發生的過程，好像痕跡是一種特定層級資訊的視覺化，柯南比較像是知道很多冷知識所以能夠看到比較多線索。
福爾摩斯也會知道一些冷知識，但是通常跟充滿新學科誕生的味道，也就是「只有他關注這個領域，或是只有他在意這領域最新的發展，所以才會『看見不一樣的真實』」，甚至他自己就是發明家！柯南相較起來比較像兩腳書櫥或是維基百科。
福爾摩斯整個作品都在處理「痕跡」以及透過人為介入「創造對比度」這兩個概念。
「痕跡」不同於符號，是一種資訊的視覺壓縮。
例如，在〈四個簽名〉中，福爾摩斯僅從華生給他看的手錶，就可以逆推出這是他哥哥的手錶，同時更推理出他是一個「放蕩不羈的人。開始他前途光明，可他把好機會一次次地放棄了，雖然他偶有時來運轉，但更多的時候是貧困潦倒，最後由於酗酒而死亡。這就是我所能看出來的。」
而他的線索，就是手錶上的各種痕跡：
「你看這隻表的下端邊沿，會發現那上面不僅有兩處凹痕，而且整個表的上面還有無數的劃痕，這是因為慣於把表與硬幣或鑰匙這一類硬物放在一個口袋裡的緣故。對待價值五十金鎊的表如此漫不經心地人不是粗枝大葉又怎麽解釋呢？單是這塊表已是如此貴重，若說遺產不豐富，也是說不過去的。」
所謂的資訊的視覺壓縮，就是資訊以視覺的形式進行壓縮而失去掉大部分的訊息，但是福爾摩斯就可以像是電腦讀取壓縮檔一樣，成功地解壓縮，讓資訊「無損」傳遞，這種無損的程度讓華生都以為他是從「別的地方聽來」，絕不可能以這麼少的線索就知道這麼多資訊。
「福爾摩斯，我真沒想到你會耍出這麽一套把戲來。你從前肯定對我那不幸的哥哥進行過一番調查。而現在你卻假裝是用一些玄妙的手法推斷出來的。從這隻舊表上能知道所有的這一切！不客氣地講，你這些話有些騙人的味道。」
也因此你可以看到，小說裡頭，呈現出福爾摩斯沾沾自喜於他有著屬於他的犯罪圖像、痕跡型態學：包含不同樣子的足跡、手型、煙灰，背後都傳遞著不同的訊息。
當華生把他在《血字的研究》中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時，福爾摩斯說：
「『我粗略讀過了這本小冊子，』他說，『說實話，我不敢恭維。偵探學是或者應該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應該以冷靜而不是激情來對待它。你在它的上面塗抹了浪漫主義的色彩，好比在歐幾裡得的幾何數學定理裡摻進戀愛的情節。』」
這種極度仰賴感性經驗，但是卻又同時強調冷靜自持，不能被激情給誘導的矛盾，其實正是在於這些經驗本身是透過儀器（因此有個偵探象徵性的配備：放大鏡）與特定技術所中介與生產出來的。所以人其實是在克制自己感官的情況下，要求、管制與約束自己，讓儀器本身代替他看、接受科學技術所生產出來的感官效果所告訴你的實驗結果——一種極度依賴感官卻又不信任感官的弔詭狀態，一種將自我隱身的觀察，一種清教徒般的自我約束。
（更別提柯南道爾本身就是醫生，本身就是會接觸到大量醫療器材與科學儀器的職業。「偵探」可說根本是從他行醫經驗所形塑出來的感性模式所誕生出來的人物）
這種「宗教性」（而且是基督教式的）不是體現在他們信仰了誰（因為這些偵探角色通常會因為他們頑固的形象，而不太可能接受任何既有的宗教），而是它們克制自己為了讓自己成為真理顯現的容器的這個舉動。
這種「科學家/醫生」，因為要隱身自己，才能成全「真相」的浮現，不該有著自身獨特的輪廓與個性，然而這種實際上，這種隱身，弔詭地，是一種作為一個透過人為技術的介入作為前提的隱身，它體現的正是福爾摩斯本身的矛盾，在他的工作方法上，最該隱藏自己偏執的他，其實在故事裡最具有獨特的個性與面目——它意味著的，是一種技術客觀性的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