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貢獻在於提供秩序與和平，進而使社會成員的生產與交換成為可能 。因此，國家的起源在於透過促進市場發展所能獲得的福利增益 。」 --Robert Bates,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 Chapter 2.
哈佛政治學者Robert Bates是非洲研究的大師。分享一則關於Bates的插曲。Jacob跟我說，以前James Robinson跟Robert Bates在哈佛合開「比較社會」這門課，他當時是學生，現在是同門課的老師（但這門課現在跑到MIT、芝大跟英屬哥倫比亞三校去了）。當年上第一門課，James說什麼，Robert就會在台下舉手表示不同意，James則再回擊。大師之間一起教一門課，變成像研討會，可謂奇緣，不過這傳統在我博一上Jacob跟James還有Nathan合開的比較社會時，還是保留了下來。猶憶上第一堂課時，上半節Nathan Nunn教了一個東西，下半節換James時，他說：「我不同意剛剛Nathan講的...」。
回到Bates。Bates對於非洲傳統國家的形成有一套相當特殊的看法，認為是由貿易而崛起，這或許是來自於他在非洲田野的觀察。
他的推理如下：非洲有相當多變的植被跟地貌，生態區域的多樣性非常豐富，這創造了貿易的空間。當一個生態區域的產品可以與另一個生態區域的產品進行貿易時，李嘉圖比較優勢下的貿易收益最為豐厚 。而國家可以藉這些貿易收獲來興起。因此，Bates預期在生態邊界附近看到國家的出現 。Bates自己搜集了約34個國家的資料，進行了初步分析，有看到一些些的Correlation。
在英國任教的經濟學者詹姆斯·芬斯克（James Fenske）為了進一步嚴謹地驗證這假設，在其 2014 年的研究"Ecology, Trade, and States in Pre-colonial Africa" (發表於JEEA，大概是經濟學排第六到第十的期刊）中，分析 了440 個非洲族群的人類學與地理資料，他發現生態多樣性與國家集權程度之間存在強烈的正相關性 。
這項結果支持了Bates的看法：生態在非洲影響了貿易的分布。
如上述，在生態-李嘉圖觀點下，貿易收益在同質區域極小化，但在不同生態產品可相互交換的地區則極大化，於是處在生態邊界，能為國家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資源與動力，換言之，跨越生態邊界的貿易促進了前殖民時期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央集權國家的發展。
芬斯克的主要資料是電子化了「華特植被地圖」。利用多種指標來衡量貿易潛力，主要是針對族群領土內部的生態多樣性建立赫芬達爾指數（Herfindahl index）。他證明了身處於魯巴（Luba）或約魯巴（Yoruba）等多元環境中的社會，比處於凱拉（Kela）或雅科（Yako）等生態單一區域的社會展現出更高程度的集權化 。為確保結果的穩健性，他利用降雨量的空間變化作為工具變數（instrumental variable），以排除倒果為因的可能性，並同時考量了土地品質、人口密度與海拔等因素 。
華特植被地圖的其中一個例子。筆者還沒考懂這圖要怎麼電子化。
這篇論文除了也測試了六種可能的其他解釋，其中包括：國家領土越大自然環境於是越多元、國家單純是為了征服貿易區而遷徙，或是人口稠密推動了國家形成等觀點 。芬斯克也透過直接控制各項變因，使用文獻上將非洲切成統一大小統計區的「虛擬國家」（virtual countries）分析等等，排除了上述替代方案 。特別是對桑海（Songhai）與奧約（Oyo）等非洲帝國的案例研究，更進一步說明這些非洲老牌國家，通常是在擴張權力之前，就已興起於有利貿易的地理位置 。
貿易是如何影響非洲的國家形成呢？芬斯克發現的機制也相當有意思：他發現貿易主要透過促進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階級分層」（class stratification）來支持國家集權化 。統治者可以對貿易徵稅，並利用這些收入投資於公共財，如糾紛解決服務或物理保護，進一步降低貿易成本 。此外，生態多樣性也與較高程度的地方民主相關，因為在多元領土上的族群，更有可能透過選舉或正式共識來任命地方首領 。
然而，當詹姆斯·芬斯克將類似的方法應用到全世界時，效果就消失了。反過來說，Robert Bates的「生態-李嘉圖」理論似乎特別用來解釋非洲，卻難以解釋其他地方（反而是James Scott的反穀論對於世界各地的國家形成極有解釋力）。
這又是何也？這似乎是比Robert Bates的「生態-李嘉圖」理論更為有趣的謎團了。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