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間，我整理師友三國大介大批贈書中，發現了渡辺浩《日本思想史と現在》（筑摩書房，2024-4）一書，甚為興奮與感動，因為該書裡有一篇其追悼恩師丸山真男的文章，措辭理性情感真摰，即使我在此文發表三十年後讀來仍然感受到力透紙背的人性溫暖。一直以來，我關注著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但遠遠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研究，因此我謹以翻譯渡邊浩的追悼文與讀友們分享。
〈追悼 丸山眞男先生〉（渡邊浩）
本學會會員丸山眞男先生，於本年八月辭世。享壽八十二歲四個月餘。
先生出生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三七年自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後，即獲聘為助教（指導教授為南原繁），一九四〇年晉升副教授，負責新設之「政治學政治學史第三講座」（通稱東洋政治思想史講座，一九六五年更名為「亞洲政治思想史講座」）。一九五〇年晉升教授。1971年因健康因素退休，但仍以研究生院兼任講師身分，強忍病痛持續指導後進至1974年3月正式屆齡退休。在此之後，他仍憑藉堅韌精神投入研究與著述，以日本（乃至地球）一公民身分發表見解，同時以寬厚耐心持續回應海內外學者與市民的各類求見請求。然而自今年晚春以來病況惡化，在東京異常酷暑的第五十二個「八月十五日」，終究與世長辭。
試舉一例，今日對日本政治思想懷抱學術興趣者——無論專業學者或業餘研究者皆然——多半閱讀過其《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的思想》《讀〈文明論之概略〉》、《忠誠與背叛》等名著。當然，這並非意味著書中所述皆被奉為金科玉律而虔誠奉行——學術界不存在這種道理。儘管如此，即便其五六十年前撰寫的副教授論文，當代德川時代思想史研究者亦無法與之輕忽。自一九四二年以來，先生對福澤諭吉的研究，當代學者亦無法繞過它。這些著作在研究史與「學問的思想史」中，皆構成了學者定位自身立場的堅實座標。凡先生涉足的知識領域，或多或少皆呈現此種特質。更難能可貴的是，其橫跨廣闊領域的諸多成就，竟能如此精妙地相互呼應。正因如此，先生以自身努力部分克服了其曾指出的困境——「我國未能形成某種思想傳統，使其能強制賦予各時代觀念與思想相互關聯性，使所有思想立場皆須透過否定關係來確立自身在歷史中的定位」（《日本的思想》頁五）。若果真如此，包含本學會會員在內的許多人，在深層意義上，或多或少都可稱為「丸山學派」的成員。
另一方面，老師並無「弟子」。至少從老師的措辭來看確是如此。即便在談話語境中本可直稱「弟子」之處，老師仍刻意採用「研究室裡由我擔任副教授指導的助手或研究生」（《丸山眞男集》第十二卷，頁264）這般迂迴的表述。這或許源於他對新制大學理念的恪守——研究人才的培育不應是師徒相傳，而應遵循制度由教授團整體執行。這種態度不僅體現在實踐中，更貫徹於言語表達。類似這般嚴謹甚至近乎固執地恪守自身認同理念的姿態，在先生言行間屢見不鮮。其背後或許隱含著這樣的認知：那些輕蔑一切公共原則、高喊「就說真心話吧，真心話」的態度，雖然看似痛快且「在野黨化」，實際上，從一開始他就放棄：將形式化為實質的努力，最終對現存權勢者或現象——予以默許、認可，甚至淪為附庸的行為，抱持凜然拒絕的態度。那些曾有幸直接受教於先生（絕非「弟子」！）的人們，都理解這一點。他們同時珍愛著先生身上那份個人溫暖與恪守原則的嚴謹。
先生兼具這兩重特質：正如其文風所展現、對音樂的深切熱愛所昭示的，先生擁有豐潤的美學意識。然而，他斷然拒絕沉溺於唯美主義。其論證的縝密性亦表明，先生對事物細節具備敏銳的感知力。然而，他厭惡沉溺於現實的無盡細微差異，最終淪為曖昧的藉口。先生經常提及歷史的諷刺：所謂「不合理」支撐著「合理」，「合理」的極致將導向「不合理」，而巨大的善意往往孕育出難以想像的殘酷。然而，他嚴正拒絕以這點作為迴避思想與政治立場抉擇、陷入猶豫不決的藉口。先生亦深刻意識到「現代」自誕生之初便背負的問題性，但絕不採納那種佯裝新穎地宣揚此問題藉此煽動憎惡情緒，進而自我詛咒理性本身，甚至嘲弄整個人類歷史的態度。
理所當然，國內外對先生的關注度極高。目前收錄其幾乎所有已發表作品的《丸山眞男集》（全十六卷外加別卷一）正陸續刊行。繼歷年陸續出版的日文研究專著與論文後，近期亦推出英文研究著作（Rikki Kersten,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 Maruyama Masao and the Search for Aut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6）。先生著作已被翻譯成中、韓等多國語言，在歐美與亞洲皆有眾多敬仰先生的學者（那些時而情緒化批判先生的人們之中，難道真有這樣一位敬愛者嗎？）。
毋庸置疑，對初創不久的本學會而言，失去老師（丸山真男）必定是重大打擊，對所有熱愛自主知識實踐、期盼人類「知識共和國」繁榮之人而言，同樣是深切的痛楚。（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