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巴塞隆納的黑幫成員網絡
巴塞隆納的黑幫與執法
從2004年以來，西班牙的巴塞隆納深受黑幫所苦，巴塞隆納大都會區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執法哲學的實驗室 。
在2004 年至 2012 年間，巴塞隆納的警方對於當地採取「懷柔政策」，試圖透過將「新興暴力青年團體」透過輔導跟勸導，將其合法化為某種文化協會，誘導其脫離陰影 。
然而，這場近十年的實驗宣告失敗，多數黑幫成員，對於被輔導成為合法組織的興趣不大 。
到了 2011 年底，巴塞隆納的政策轉向「鐵腕執法」：成立警察專責單位、採取零容忍政策，並部署「黑幫大掃蕩」（Gang Sweeps），有就是臺灣過去也有的規模掃黑行動，旨在一次性瓦解犯罪組織首腦的大規模行動 。
根據學者Magdalena Domínguez於2026一月發表於《美國經濟期刊：經濟政策》（AEJ: Economic Policy）的論文"Sweeping up Gangs: The Effects of Tough-on-Crime Policies from a Network Approach"指出，這次的政策轉變，大規模地減少了黑幫在巴納隆納的活躍，而背後的原因卻是相當社會學的。
她認為這種「亂世用重典」的策略在冷卻街頭犯罪方面極為有效，但其成功，更多是源於罪犯的社會網絡效應。作者透過對多年警政資料的網絡分析發現，掃蕩行動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被警車載走的個體 。換言之，在不研究社會網絡的情況下，並不容易在事前判斷「強力執法」是否會有成效。
黑幫掃蕩的雙重邏輯：隔離與阻嚇
Domínguez指出，巴塞隆納的政策轉向，之所以能顯著地降低了犯罪率，主要建立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機制之上：「物理失能」（Incapacitation）與「阻嚇」（Deterrence） 。前者指的直接把犯罪團隊隔離進監獄，於是喪失了犯罪功能，而後者則是出於同夥看到友人被關到監獄，而嚇到不敢再參與黑幫行動。
首先，就第一個效果，巴納隆納的強力掃黑，的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當警方發動大規模掃蕩後，被捕成員的犯罪活動，與先前相比驟降了 85% 。具體來說，受到 2012 年更為嚴厲的新法影響，黑幫成員一旦落網，極高機率會被預防性羈押 。加上該地區司法程序平均需耗時 10 個月 ，這意味著犯罪者在等待審判期間，會被物理性地關押在看守所內，這些成員被隔離起來 。隨後，他們通常還會面臨漫長的刑期，這套「逮捕、羈押、判刑」的物理隔離路徑，確保了犯罪率在短期內產生立竿見影的結構性下降 。
然而，強力掃黑的效果之所以卓越，更多於是出於「沒被抓進去蹲」的那些剩餘成員，也跟著變乖了。
Domínguez的統計分析，進而去估算阻嚇的「溢出效應」有多大。她在研究中定義了「第一等級同夥」（First-degree peers）——即過去曾與被捕者一同落網的黑幫成員、但在此次掃黑中未被逮捕的人——其犯罪行為也減少了 31% 。這便是上述的「阻嚇」效應了 。數據顯示，這種下降在「衝動型犯罪」（如傷害、毀損）中尤為明顯，而非經過策劃的竊盜案 。
當「黑幫犯罪」的同儕環境被掃黑行動打亂，被捕風險升高，從事街頭暴力的動機也隨之下降。
攻堅「關鍵人物」的難題：警方沒有充分發揮社會網絡的效果
儘管成效顯著，Domínguez的研究卻指出，西班牙警方並沒有最大化打擊黑幫的「社會網絡」效應。
在平均一次掃蕩行動中，警方逮捕 18 人，使受影響群體的總犯罪量減少約 51% 。然而，根據論文的實證結果，如果警方利用網絡「中心性」（Centrality）來鎖定嫌疑人，逮捕同樣的 18 人，理論上可以削減 94% 的犯罪量，比實際結果高出 43 個百分點 。目前的策略雖然有效，但警方主要鎖定最顯眼的領導者，而非針對那些對犯罪網絡總產出最具關鍵影響力的「中心人物」 。
直覺上來說，警方在執法時，往往會針對黑幫的領導人物，但不一定會針對犯罪組織餘下維持組織連繫的「中心人物」。黑幫領導往往高調，容易成為警方攻堅的重點。然而協助黑幫運作的核心成員卻可能遠為低調，這也使得要如何強力執法掃黑變得較為有挑戰性。
從網路分析的技術而言，這篇經濟學研究所用的「中心性」指標，主要是從網路經濟學的文獻「關鍵人物(Key Player)」來著手。「關鍵人物」則是由Intercenrtrality（相互中心性）來定義，而Intercenrtrality則可由以賽局觀念定義的Bonacich centrality來推導出來。雖然數學有些複雜，但直覺卻蠻簡單的：「相互中心性越高的人，一旦其被移出在網絡，則該網絡的均衡活動量會下降越多，所以是組織運作的關鍵人物。」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發表在Econometrica上的"Who's Who in Networks. Wanted: The Key Player"一文。又如鄭力軒老師補充，此處的Intercenrtrality與社會學家James Moody於2003年提出的Social Cohesion異曲同功。
尾聲
當然，這項研究有其前提。巴塞隆納的黑幫屬於「壓縮型」——規模較小、成立時間較短，且缺乏美國或南美洲那種根深蒂固、跨世代的層級結構 。在拉美那種更成熟的犯罪生態系統中，移除關鍵人物（像當年毒梟之王的Pablo Escobar之死）可能會觸發暴力的權力真空，餘下的黑幫進而重組。
此外，社會網絡資訊的搜集相當不容易。有本事發動「社會學調查」，從而取得黑幫核心節點等需要高品質的司法數據，是許多執法部門所欠缺的訓練 。
儘管如此，這一篇新的研究，對於政策制定者的啟示非常明確：在對抗組織犯罪時，將黑幫視為「社會網絡」而非單純的「名單」的「精準執法」，才能提供長治久安的最佳希望 。法律的大掃帚固然有用，但以社會學調查發展的手術刀式掃黑，更能夠達到事半功倍之果。
而臺灣曾經發動了幾次大規模的掃黑，亦可參考本文的研究框架進行網路經濟學的研究。另外，臺灣目前有許多棘手的黑道與中國統戰結合的狀況，如何在有限的資源進行對其進行手術刀式的擊破，本文亦提供了社會網絡分析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