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深處，家是一座小小的「土角厝」。那是用泥土與稻草築成的房子，雖然躲在鄉間的一隅，卻裝滿了一家九口的酸甜苦辣。
家裡的空間很小，不到十坪的屋子，客廳、餐桌和廚房全擠在一起。每逢下雨，屋頂就像個愛哭的孩子，滴滴答答漏個不停。全家得搬出大盆小罐來接水，屋內總是濕濕黏黏的，像是剛踩過水窪的田埂。那時，家裡唯一的電器是餐桌上一盞昏黃的燈泡，它見證了我們每天最豐盛的時刻—一碗熱騰騰的番薯粥配上自家種的地瓜葉。
五歲那年，一位外號「小陳」的叔叔來到家裡。他自稱精通命理，大家在客廳聽他高談闊論時，我正蹲在菜園裡拔草。他看了看我，掐指一算，竟然語出驚人地說：「這孩子命薄，活不過三十歲。」這番話在純樸的農村裡像是一顆炸彈。鄰居們急著請他消災，但我家窮得連溫飽都有困難，哪有餘錢去破除什麼「業障」？於是，五歲的我，就這樣被貼上了一張驚悚的標籤。
然而，小小的我並不懂得憂傷。每天清晨，喚醒我的不是鳥鳴，而是那抹毫不客氣的毒辣陽光。我們家只有一張大床，九個人擠在一起睡，沒有窗簾遮擋，陽光總會準時爬上我的臉頰，曬得雙頰通紅，開啟了汗流浹背的一天。
那時候的生活很簡樸，全家人共用一支牙刷，沾點粗鹽就往嘴裡刷。早餐永遠是一碗溫潤的白稀飯，我曾天真地以為，全天下小孩的早餐都是這副模樣。
當哥哥姐姐們背起書包上學去，年幼的我只能跟著爸媽去「上班」。爸爸右肩扛鋤頭、背著肥料，左手緊緊牽著我；媽媽則提著鋁製水壺，我們在熱烘烘的產業道路上走上一小時，才抵達山坡上的樹薯園。
為了防止我亂跑，媽媽會拿繩子把我拴在老芒果樹下。就像一頭小牛，在樹影下轉圈圈。我常想，如果牛頓坐在這棵樹下，被掉落的芒果砸中，他會發現引力；但那時的我，只會趕緊撿起來塞進嘴裡，品嚐那得來不易的甜味。
童年的日子，是在不安與勞動中交織而成的。每當太陽下山，我終於做完農事想找伴玩耍時，同齡的孩子早已回家吃飯。常對著天空吶喊：「我受夠了！」那種對命運的埋怨，像陰影一樣跟著我，直到七歲那年。
那天，鄉公所的阿姨送來了一張「入學通知單」。那張紙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像是一張通往新世界的門票。我知道，在土角厝之外，還有更多未知的風景等著我去闖，而那段在紅泥路上掙扎的時光，終將磨練成我生命中最堅韌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