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鐵一隅。影像提供／黃曦
撰文／Yusmoke
影像提供／黃曦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我出生於 1994 年，作為一個道地的基隆人，自小便在暖暖生活、長大。就讀高中時期，我開始於臺北、基隆兩地通勤，當時所能搭乘的大眾運輸工具，便是客運或火車。客運往往是相對方便的選擇，搭乘火車則是在趕不上首末班客運時，載著我出發或是返家。而從自家出發，乘坐幾站公車，步行不過十分鐘，便會抵達八堵火車站。
八堵⾞站是我最常出入的⾞站，無論是⾼中時期往返於臺北、基隆，或是讀大學要從新竹回家度週末，我幾乎都在這裡下車。
在我所擁有的回憶裡，晴天時特別明亮，陰天灰霧暗濛，雨天潮濕陰冷，通透的小車站，是一入月台，便能一眼望盡兩側的月台與往返軌道。在車站重新整建之前，只是用眼睛看著，似乎都能聞到經年累月流徙於此處的過路人，投下的一枚枚銅板氣味；改建之後的車站外側，有了功能完善的廁所，與顯示班次的電子面板，偶爾會讓人一望往昔的模樣。
或許也因著車站外的大路，早已將地下道封閉、填補，更讓整排街景的現代氣息增添許多。然而，八堵車站似是日夜昏暗的景象，依然兀自駐留於一片潮濕之中，建物或濃或淡地妝點上深綠至青黑的蘚苔，住在記憶裡的低沉，也依然是潮濕的。
臺鐵一隅。影像提供／黃曦
後來，接近 2018 至 2019 年間，我在暖暖區的⼀所幼兒園任教。在 228 紀念⽇前後，我與同班的教師夥伴，決定在放假前⼀個上課⽇，以白色恐怖受難前輩陳欽生為藍本的繪本《說好不要哭》，並藉繪圖的方式，向四到五歲不等的孩⼦們，介紹自查緝私菸起，臺灣步步行向民主化的歷程。
與此同時，發表於 2018 年，由客家電視台出資、馬克吐溫影像製作公司攝製的系列影片《少了一個之後──二二八・微光》，第二集「八堵：恐懼的公約數」中的行動劇，便是重現發生於 1947 年 3 月 11 日的八堵車站事件。
⾏動劇回到八堵⾞站，重演當時的軍民衝突與殺戮情景，自銀幕內漫溢的緊張與暴力，致使觀影者能與所有過去的、現在的在場者共感，而在經過 8 年之後，我又再度點開影片，重新記憶一次。
該事件起源於 1947 年 3 月 1 日，原駐紮於澳底的中國士兵，於行經基隆途中與民眾爭執，時任八堵車站站長李丹修，出面調停欲化解紛爭。其後，隨著自中國增援的軍隊，藉綏靖與清鄉之名，展開武力鎮壓之行動，基隆要塞司令部於 3 月 10 日，要求站長李丹修交出打人的乘客名單。
臺鐵一隅。影像提供／黃曦
站長李丹修表示，無法查出具體的名冊，後於隔日上午，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之弟史國華，率 30 餘名士兵包圍八堵車站，於車站月台無差別掃射，甚至以刺刀刺死早已跪地、無反抗之力的基層鐵路員工，當場亡故的受難者有鐵路站員謝清鳳、陳境淇、湯振平、鄧順兼、張水連，等五人遭殺害。
隨後，站長李丹修、副站長許朝宗，與相關站務人員蘇水木、黃清江、周春賢、王桂良、廖明華、蘇兩城、林天助、林輝龍等十人，則遭士兵強押上車，直至今日依然行方不明。此外，另有一名相關站務人員許尖山，亦於八堵一帶遭押，最終雙手被用鐵線穿掌，浮屍於基隆港。
在事件之後，受難者之遺屬也被趕出鐵路宿舍，亦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之下，陷入極大的恐懼與貧困，沒有人知道這些無辜者，究竟被帶往何處，經歷過何等的痛苦，更甚連遺體也是遍尋不著。
這些鐵道員在 3 月 11 日那天穿上制服上班，就此「失蹤」在歷史的迷霧中。
仔細⼀算，當受難遺族們坐在車站月台，觀看著這一場行動劇時，他們多已白髮蒼蒼，而從事件發生的那一刻起，直到現在已經過了 79 年。在這樣悲痛的空白之中，他們一再地試圖追索真相，戮力留下屠殺的證據，而在體感記憶與行動還原的當刻，我又重新結構出成長記憶裡，曾經忽略的歷史樣貌。
北海岸一隅。影像提供／黃曦
實際上，我忽略了什麼？而今道出⼝，或許更顯得我的前半⽣，是如此盲⽬地⽣活在此地。
獨⾃佇立在⾞站⼀旁，空地上的中型拱⾨，我一直以為那只是一座沒有鐘的雕刻。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在我出生的 1994 年，由受難者遺族推動設置的二二八紀念碑。上方的一列火車，車輪以金字銘刻「228」，底座以人形勾勒，兩側寫道當年的紀事，與受難者的姓名。
受難者遺族說道：「我們現在的人生，有辦法再說 70 年嗎？又過 70 年後，我們已經 150 多歲，怎麼可能。今天來這一趟，差不多已經是最後一次，來表達我們的心聲。」走過白色恐怖的老一輩臺灣人，見證了白色恐怖所帶來的恐懼，以及噤聲和以成為當時的最大公約數，但自小能自由地遊走於此，存於我心中的八堵車站，自通勤記憶到歷史回返，則是我生為臺灣人，生活在暖暖，所能證成的白色恐怖記事。
【記掛咱已經遠行的臺灣人】白色恐怖記憶專題／設計：顏采葳
新一代的臺灣青年，聽見「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時，第一件想起的代誌，可能會是滅火器發表在 2019 年的第五張專輯《無名英雄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的第一首同名歌曲。
若是要再次聽清這一句話，就必須回到 56 年前，1970 年 4 月 24 日。
當年轟動國際的刺蔣案，後來成為案上的歷史，而紀錄片《春雨424》（When the Spring Rain Falls，2025）其中一段，導演馮賢賢向黃文雄前輩問起，是否還記得刺蔣行動那日的天氣，黃文雄轉頭看向車窗外的綿綿陰雨，他說，那天的天氣也是這樣，春雨未停。
紐約廣場大飯店，掠過頭上 20 公分，子彈留在玻璃旋轉門上，蔣經國逃過一劫，黃文雄遭一票美國警察制伏，衝上來的鄭自才前輩（即鄭自財）被警棍打得頭破血流，兩人隨即被送往監獄「大墓」。
當黃文雄前輩遭壓制在地時，他欲掙扎起身，吶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無數的前輩活成臺灣的堅石，而這一輩的阮，也曾在街頭望見前輩佮阮坐在一起的身影。平凡或不平凡的青年男女，徛佇路邊等待天光，看一群為民主自由吶喊的人，予時代傷甲碎糊糊。
走到今日的臺灣，是有無數的受難者前輩，再無機會佮厝內的人、鬥陣的人、愛戀的臺灣閣見面，真濟的性命佮青春的夢，就恬恬徛佇海沙埔頂，等待猶閣少年的阮，一世人記掛，一世人講落去。
而專題名稱「記掛咱已經遠行的臺灣人」，使用「記掛」一詞，希望保留「掛念（khuà-liām）」的惦記之意，並同時呈現「記著（kì-tio̍h）」的記住之意，而能指認出「處理歷史（轉型正義）」的行動，是當我們面對記憶，並且為其哀悼之後，接著便必須思考，（歷史）記憶應當如何傳承，又該傳承什麼？
亦即，關於哀悼歷史的方式和形式，以及在哀悼之外更加重要的高度批判性與自我省思，才是在面對「處理歷史」的浩大工程之時，比起撩動觀眾情緒、留滯溫馨結局，更加重要的意義──因為歷史需要不斷地追回、辯證、補述，才能不斷地理解與尋思，，面向過去的殘垣斷壁，背向終極文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