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科技界正為 OpenAI 或 Anthropic 的突破而震驚，甚至連內地的「大模型六小龍」（如月之暗面、智譜 AI）都已能在國際舞台分一杯羹時，身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卻依然在討論如何利用 AI 來優化報稅流程或自動化客戶服務。
這種落差，恰恰印證了一個扎心的事實：香港人的「叻」，往往不在於開天闢地的科研衝勁，而在於一種極致的「商業生存直覺」。
「走精面」的紅利：快錢文化的基因
香港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地理與制度的「套利」。歷史上，我們靠的是轉口貿易、地產槓桿和金融中介。這種模式訓練出了一代代精於「走精面」的精英——他們擅長觀察風向，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變現路徑。科研是「死磕」，是九死一生的漫長長征；而香港的邏輯是「買賣」，是資源的最優配置。在 HKEX (香港交易所) 的名單上，你很難見到願意燒錢十年不求回報的基礎科研公司。對於香港老闆而言，自主研發 LLM 的成本與風險太高，不如直接購買 Microsoft Azure 的 API 或轉售內地技術來得「實際」。這種「管理當期」的思維，讓香港在穩定性上拿了滿分，卻在革命性創新上交了白卷。
制度的傲慢與科學的寂寞
內地之所以能產出高品質的 AI 大模型，除了國家戰略的傾斜，更在於其具備「容錯空間」與「大規模工程師紅利」。反觀香港，高昂的租金與機會成本，容不下那種「躲在實驗室裡做冷板凳」的陰質氣息。
在香港，最聰明的人才依然流向了投行、醫療與法律。當一個物理博士畢業後的第一志願是去量化交易公司（HFT）寫代碼，利用演算法在金融市場「割韭菜」，而不是去研究神經網絡的基礎架構時，這個城市的科研天花板就已經鎖死了。我們崇尚的是「套現」，而不是「改變世界」。
從「陰質」到「平庸」：缺乏革命者的土壤
文中所提到的「陰質」，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對短期利潤的極端偏執。這種特質讓香港在應對危機時反應極快，卻也導致了整體的平庸化。科研需要的是一種近乎偏執的使命感，以及對現有商業邏輯的顛覆（Disruption）。
然而，香港本質上是一個「買辦社會」。買辦不需要發明輪子，只需要知道輪子去哪裡買、賣給誰。這種「不做革命性改變」的舒適圈，正成為香港在 AI 時代最大的軟肋。如果我們繼續陶醉於「管理當期」的成功，我們將不僅僅是輸掉了一場科技競賽，而是輸掉了一個時代。
當科研實力成為國力角逐的唯一硬通貨時，香港那些「走精面」的小聰明，還能賣多少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