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壞的時代離開

我要去英國倫敦讀碩士，主修醫學法及倫理學(Medical Law and Ethics)。

兩年前，我決定離開全港最大的港資律師樓，走入紅底國企做內部律師(In-house counsel)，最大的原因是要了解「內地人做生意和做事的思維文化」。大人常掛在口邊的一句，就是「香港年輕一代不了解中國，才會對中國有那麼多的誤解」。這兩年，從有「共產黨革命搖籃」之稱的井岡山﹑被譽為「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中國最大的直轄市山城重慶﹑零污染的雲南香格里拉﹑以至上海深圳湖南貴州…我都一一遊走了。如果所謂的「認識國家」是種「公民責任」，我至少能把「不去了解祖國」的標籤從我身上撕下。

有關「內地人做生意和做事的思維文化」，在公開的渠道就不多說了。這兩年我最大的得著，是認識到很多率直﹑人情味濃﹑義氣十足的大陸人（老實說這與港資律師樓有很大對比），當中更不乏「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同胞」。在我城二百萬人上街後那天，有一位老總召我入房，一句「你昨天有遊行嗎」把我嚇個半死。他續說「很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精神」﹑「很不喜歡大陸人見高拜見低踩的文化」，卻讓我撕下了他身上「不了解香港」的標籤。他說香港之所以如此不可被取代，是因為我城擁有一系列中國其他地方沒有的質素 — 獨立的司法制度﹑言論自由﹑廉潔，「香港人要去捍衛，是理所當然的事」。我相信，在一百年後的今天，香港仍然在這片土地上擔當著某種意義。而且，很多大陸人，是在默默支持的。

我是終極的「和理非」，前線我不會做，文宣亦不在行。在人民與政權角力的這一刻，在運動貌似快要進入膠著的邊際，我所能做的，是繼續以我的方法，去為我城付出。坐上「社會創新」的這條船不知不覺已經三年，聯合創立社企「上有高堂」是我最痛苦卻又最快樂的決定。「社會創新」是「變革者基於對社會現況的認識再對社會的未來作出的幻想（我說的）」。在面對高齡社會即將帶來的龐大「失智人口」﹑父母長輩的退休規劃﹑臨終照顧﹑以至我們都無一幸免的死亡，相關的法律正對人們的決定產生極微妙的影響，卻沒有得到它應有的重視。作為一個律師，我可以做的，唯有就是鞏固和加深我對「社會現況的認識」，再對「社會的未來作出幻想」。這是我要鑽研「臨終法律(end of life law)」﹑「心智及行為能力(mental capacity and legal competence)」的原因。

離開是為了回來，很老土。但，如果你感到累了，感到無力，一定要找回你的初心。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屬於我們的崗位，要為我城付出，每個人都有他的位置。

即使我在漫天煙霧的時代離開，我的心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