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要義

前言

王國維 1904 年發表＜紅樓夢評論＞，首次援引叔本華哲學入文學批評，對《紅樓夢》作出謹嚴、系統的評價。

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

在王國維之前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從未有過以如此系統的哲學與美學理論對作品進行批評的論作，其對《紅樓夢》藝術價值的總體評價中採用的是富於邏輯思辨的分析推理，這種批評眼光與方法，連同它的文章體式，都使當時學術界與批評界感到驚奇不已。

＜紅樓夢評論＞全文一萬四千餘言，分五章。

生活的本質與美術的作用

在「第一章、人生及美術之概觀」，王國維先指出：

人有生矣，則思所以奉其生。饑而欲食，渴而欲飲，寒而欲衣，露處而欲宮室，此皆所以維持一人之生活者也。

所謂娶妻生兒育女，亦只是想「保存自己及種姓之生活」。由「欲生之心」出發，於是有政府、法律、學校、警察等。他說：

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種姓之生活者之非一端也，於是相集而成一群，相約束而立一國，擇其賢且智者以為之君，為之立法律以治之，建學校以教之，為之警察以防內奸，為之陸海軍以禦外患，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凡此皆欲生之心之所為也。

按照王氏的理解，生活的本質，只是一欲求而已。欲求無厭，遂有不足。欲求不能被滿足，遂有痛苦。欲求被滿足，於是有快樂，但欲求未被滿足前，需盡一番努力以滿足之，努力也是一種痛苦。況且，「快樂之後，其感苦痛也彌深」，蓋苦痛快樂之無法重來，於是欲求、生活、苦痛，可謂三位一體。

知識之所以出現，是要「示此欲以我與外界之關係，使之趨利而避害者也」。換言之，科學也是以生活之欲為基礎。

要超離生活之欲，必須透過美術。美有兩種：一曰優美，一曰壯美。「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於美術中則吾人樂而觀之。此即所謂壯美之情」。《紅樓夢》即為一充滿「壯美之情」的偉大的藝術作品。

從《紅樓夢》看男女情欲為何物及其解決之道

在「第二章、《紅樓夢》之精神」，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不但提出了「男女情欲是如何一回事？」，而且予以根本的解決。

他借開卷神話解釋指出，生活之欲乃先於人生而存在，人生不過發現此欲。男女情欲 (亦可言人之墮落) 則是吾人生活之欲加上意志自由所造成之罪惡。要由墮落中解脫，只有靠自己的意志和努力。

王氏說：

夫頑鈍者既不幸而為此石矣，又幸而不見用，則何不遊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以自適其適，而必欲入此憂患勞苦之世界？不可謂非此石之大誤也。由此一念之誤，而遂造出十九年之歷史與百二十回之事實，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何與？

又說：

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故攜入紅塵者非彼二人之所為，頑石自己而已；引登彼岸者亦非二人之力，頑石自己而已。此豈獨寶玉一人然哉？人類之墮落與解脫，亦視其意志而已。

又說：

《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解脫有兩種方式：

1. 觀他人之苦痛而求出世

非常之人，以非常之知力洞觀宇宙人生之本質，知生活與苦痛之不能相離，由是求絕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脫之道。

解脫過程中，生活之欲時時起來與之相抗，生出種種幻影，所謂惡魔者，即此等幻影之人物化。

惜春見賈府敗壞而出家、紫鵑見黛玉慘死寶玉無情而出家，都是其中例子。

這是超自然的、神明的、宗教的、平和的解脫。

2. 覺自己之苦痛而求出世

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滿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滿足，如此循環而陷於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

彼全變其氣質而超出乎苦樂之外，舉昔之所執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疲於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復起而為之幻影。

寶玉歷經黛玉之死、姊妹們離散、賈府被抄、大觀園變得荒涼等而求解脫，屬此類。

這是自然的、人類的、美術的、悲感的、壯美的、文學的、詩歌的、小說的解脫。

不能從生活之欲中解脫，只得和苦海同流。王氏說：

故金釧之墮井也，司棋之觸牆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脫也，求償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別之生活，而對生活之為物則固欲之而不疑也。

又說：

凡此書中之人，有與生活之欲相關係者，無不與苦痛相終始。以視寶琴、岫煙、李紋、李綺等，若藐姑射神人，夐乎不可及矣，夫此數人者，曷嘗無生活之欲，曷嘗無苦痛，而書中既不及寫其生活之欲，則其苦痛自不得而寫之，足以見二者如驂之靳，而永遠的正義無往不逞其權力也。

王國維表示：

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於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於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鬥，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

《紅樓夢》因此非常了不起，極具美術價值。

《紅樓夢》之所以為悲劇：通常之道德、人情、境遇交施加力而構成

在「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上之精神」，王國維開首就說：

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紅樓夢》一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

由於與中國傳統文學精神不合，故歷來備受冷落。王氏說：

吾人於作者之姓名，尚有未確實之知識，豈徒吾儕寡學之羞，亦足以見二百餘年來，吾人之祖先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誰使此大著述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此可知此書之精神，大背於吾國人之性質，及吾人之沉溺於生活之欲，而乏美術之知識有如此也。然則予之為此論，亦自知有罪也矣。

王國維又將同具厭世解脫精神之《桃花扇》與《紅樓夢》相對比：

《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脫也……故《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而《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寫故國之戚，而非以描寫人生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

他這一段分判非常重要，正好道出錢穆、牟宗三何以對《紅樓夢》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價。

王氏又說：

又吾國之文學，以挾樂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離其罰，此亦吾國戲劇小說之特質也。《紅樓夢》則不然。趙姨、鳳姊之死，非鬼神之罰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

苦痛之根源和「善惡到頭終有報」無關，而是因為：

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

擺脫不了生活之欲，就只有受苦，「故曰《紅樓夢》一書，徹頭徹尾的悲劇也」。

王國維接著進一步討論《紅樓夢》的悲劇性。

他援引叔本華三種悲劇的理論，指《紅樓夢》的悲劇非「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也非「由於盲目的運命者」使然，而是「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王氏說：

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於前二者遠甚……且此等慘酷之行，不但時時可受諸己，而或可以加諸人，躬丁其酷，而無不平之可鳴，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若《紅樓夢》，則正第三種之悲劇也。

以寶黛之戀論，賈母愛寶釵和善可親，不喜黛玉孤僻，又信金玉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病。王夫人親於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儘管寶玉之於黛玉信誓旦旦，終究不能將心意坦白告訴最愛之之祖母，因普通之道德使然。由此種種原因，金玉合，木石離，中間實無蛇蠍人物、非常變故，只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故此，《紅樓夢》是悲劇中之悲劇。

王國維復引寶玉與黛玉最後一次相見：

那黛玉聽著傻大姐說寶玉娶寶釵的話，此時心裡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卻像踏著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下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腳下愈加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癡癡，信著腳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堤往回裡走起來。紫鵑取了絹子來，卻不見黛玉，正在那裡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裡東轉西轉……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裡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鵑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卻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見寶玉在那裡坐著，也不起來讓坐，只瞧著嘻嘻的呆笑，黛玉自己坐下，卻也瞧著寶玉笑。兩個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不推讓，只管對著臉呆笑起來。忽然聽著黛王說道：「寶玉，你為什麼病了？」寶玉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鵑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卻又不答言，仍舊呆笑起來。……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瞧著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著便回身笑著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第九十六回)

說：

如此之文，此書中隨處有之，其動吾人之感情何如！凡稍有審美的嗜好者，無人不經驗之也。

以此為書中「最壯美者之一例」，筆者深以為然。

《紅樓夢》以解脫為理想無可厚非，不全盤否定索隱及考證紅學

在「第四章、《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王國維覺得，《紅樓夢》以解脫為理想，是無可厚非的，他說：

夫以人生憂患之如彼，而勞苦之如此，苟有血氣者，未有不渴慕救濟者也。不求之於實行，猶將求之於美術，獨《紅樓夢》者同時與吾人以二者之救濟。人而自絕於救濟則已耳，不然，則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歡迎之也。

到了「第五章、餘論」，王國維一方面不全盤否定索隱紅學，指納蘭性德的《飲水集》與《紅樓夢》有文字之關係；一方面卻反對以寶玉為納蘭性德，「然詩人與小說家之用語其偶合者固不少，苟執此例以求《紅樓夢》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斷不止容若一人而已」。

對於考證《紅樓夢》作者，他也不反對，「《紅樓夢》自足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當為唯一考證之題目」。可是，《紅樓夢》本身之精神及與其美學倫理學上之價值，仍不可忽視。

王國維又說：

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譬諸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隨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今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人之知力相越豈不遠哉？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

此和李怡「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完全相通，是小說創作的通則。

結語

杜悅竹＜王國維與《紅樓夢評論》＞曾說：

＜紅樓夢評論＞在王國維整個的學術生涯中顯得相當孤立，使人分辨不清他究竟是在用叔本華哲學來講《紅樓夢》，還是借着《紅樓夢》來講他自己的悲觀主義哲學？

據筆者所見，王氏實是以叔本華哲學作為理論資源，建構出一文學評鑑模式，再用此為標準對《紅樓夢》作出賞析及評價。某種意義上，他是在突破傳統文學批評的局限，革新中國的文學批評。

筆者尤其欣賞他留意到黛玉對寶玉出家的關鍵性作用：

若《紅樓夢》之寫寶玉，又豈有以異於彼乎！彼於纏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脫之種子，故聽《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讀《胠篋》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則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漸決。然尚屢失於寶釵，幾敗於五兒，屢蹶屢振，而終獲最後之勝利。讀者觀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實，其解脫之行程，精進之歷史，明了精切何如哉！

聽《寄生草》出自第二十二回。寶玉因《寄生草》「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悟出「你証我証，心証意証。是無有証，斯可云証。無可云証，是立足境」，自覺心無掛礙，後被黛玉問以「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及續上「無立足境，方是乾淨」止住。

讀《胠篋》出自第二十一回。寶玉效法莊子，對釵，黛，花，麝發了一通議論，表現出厭惡花，麝的勸告說教，迷戀釵，黛的的美色，才情，而又無法排解，遂主張焚香散麝，戕釵夾黛，陷於虛無主義。黛玉看後，題上「無端弄筆是何人？剿襲《南華》莊子文。不悔自家無見識，卻將醜語詆他人」，指責寶玉。

黛玉在，寶玉是不至於出家的，黛玉會拉住他，免他陷入虛無。但黛玉死了，寶釵沒這個能力，寶玉於是順著自己的想法及性格，出家去了。王國維這個觀察非常了不起！

他又說：

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於人之根柢者為獨深，而其希救濟也為尤切。作者一一掇拾而發揮之，我輩之讀此書者，宜如何表滿足感謝之意哉！

對曹雪芹、對《紅樓夢》都是正面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