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3|閱讀時間 ‧ 約 15 分鐘

《死了兩次的M》那次越線,我犯下無藥可救的錯誤。在那關鍵的時刻,背離了醫病分離原則...

心理醫生不是這麼好當的,總會有一些刻入人心的事,讓你心力交瘁。 我一直受此困擾,不斷在噩夢中徘徊……
Photo by Bruce Tang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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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客戶無法從正在進行的療程得利,須即刻終止治療。
(準則10.10a)
「雨下得還真大,」我說。她的頭髮變成一條條,不受管束地黏在臉頰上。「會不會有點冷?」我把夾克從門旁的衣帽架拿下來遞給她,她拒絕了。
「更新一下近況吧。妳好嗎?除了全身溼掉之外。」
她瞇眼望著地板,彷彿從地板刮痕和雨天泥濘形成的圖案接收到某些訊息,然後抬眼看我。「我不覺得這幾次診療有幫助,現在我不需要這些。」
為了保護諮商師,當代文獻先行警告過我們,若遇到提早結案的狀況,切勿驚慌。客戶決定結束療程的原因非常可能是源自於抗拒,不是因為我們做了或沒做什麼事,專家表示,最重要的地方在於:你絕對不能把終止療程視為對個人的抗拒。
雖然如此,我依舊感受到一道黑暗的波濤,一股氣餒一閃而過。我在椅子裡往後靠向椅背,凝視她沉著的臉龐和低垂的眼神。我發現我只是不想讓她走。這冒的風險實在太大了。她就是能讓我離開這化外之地的病人,她能把過去一年不斷追著我的沮喪驅走──也就是在查克里.費勒的事、在克萊德的墮落之後。她若能有進展,我也會跟著有進展。
「聽我說,」我開口。「如果妳不來,那會是大錯特錯。」
她與我對上眼神,雙眼突然升起警戒。「為什麼?」
「妳在抗拒一些事情,我相信我們就快找到出口了。」
「我根本沒有出口,」她厲聲回答。「我哪裡也出不去。你又能想出什麼辦法?這種事你怎麼可能有辦法幫我?」她用最最尖銳的眼神注視著我。小窗上,雨敲打得更為猛烈,恍若白噪音築成的圍牆。
我繞過桌子,往後靠,面對著她,兩人距離不到一隻手臂。我冒了一個精密計算過的風險。「我們其實很像,」我說:「我對妳的了解比妳以為的還多。」
她低下頭,臉藏在手中,肩膀顫動。我低頭看著她頭髮分線的地方,那裡很蒼白,像某人身上你通常不太會看到的部位,例如趾間,或是腋下。那地方感覺很私密,不該被這麼盯著看。我轉過身,從桌上的盒子抓了幾張衛生紙。
天知道我有多想說出口:我知道妳的置物櫃在哪裡,就在打字室外面。好多年來,只要聽見手動打字機的聲音,我就會想起妳。我是真的關心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幫助妳令我的人生充滿意義,妳成為我起床最大的動力。
但我不能這麼說──現在不行,時機似乎完全不對。「要衛生紙嗎?」我說。
我換個方向,審慎小心地揭露部分自我。安娜.佛洛伊德認為,若能得知病患與醫生之間共享的人性面,兩者的關係往往能因此有正向的幫助。「妳知道嗎,我以前有自己開業過。」我說:「我不是一直都在監獄工作。我是搞砸了才會落到這裡,跟妳有點像。」
她淚眼汪汪地看著我。「你怎麼可能理解我在這裡經歷了什麼。」
「不然妳試著講講看?」
她搖著頭,再次把臉埋進手中。我蹲在她的椅子前面,把紙巾遞給她。她抽了一張,擦著眼睛。我站起來,又靠回桌子。
「你有自己的生活嗎?」她抬頭看著我。「我的意思是有結婚、生小孩那些的?」
「我才剛辦完離婚,」我不太甘願地說:「沒有小孩。」
「但你有工作。」她說。
「是,的確如此。雖然跟我在職涯的這個時間點上的想像不太一樣。」
「這工作有那麼爛嗎?」她用鼻子哼了幾聲。「我猜一定很爛,一堆蠢蛋,一堆抱怨。」
我聳聳肩。「但能讓我付得起帳單。」
她用一團紙巾蓋住眼睛。「每次想到我失去的那些──」
「妳失去了哪些?」我輕柔地問。
「一切。」她低聲說,又開始啜泣。「人生、各種可能、小孩。」她擦擦鼻子。「我覺得我該走了,我覺得我不是很想再講下去了。」
她站起來的時候,縐掉的衛生紙從大腿掉到地上。我在上方看著,她在我前方伏下身子,把紙團一個一個撿起來,我突然有一股脫離肉體、飛上天空的詭異感受。她站直身體,把紙團丟進垃圾桶,轉向門。於是我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腕。「M,」我說:「給我一個機會。」
她停下動作,轉過來看我。我認為應該不是因為我碰了她,應該是因為我說她名字的方式。突然間,她的眼神變得銳利。也許她看出了些什麼,例如從我的表情看到一些暗示,某些極細的裂痕出現。
「堅持下去,」我說:「有點信心。」
「那就給我更強的藥,」她說:「我要安米替林。」
有些客戶會在你的心靈之池中盪起波紋,查克里.費勒就是這樣。他有著燃燒了熊熊怒火的巧克力色雙眼,眉間有著皺起的紋路,還有極度自私又毫無責任感的父母。治療他時我實在忍不住想著這些。他曾讓我在客廳來回踱步、直至夜深。薇妮還為此抱怨,樓下鄰居也是。
我還在受訓時,被指派為一位長期受癌症折磨的長老會牧師諮詢。他非常怕死,因為他很確定自己會因為打小孩被丟進地獄。他把下方世界乃至最微小的細節想像得栩栩如生,對我講述魔鬼會如何撕掉他腳底的皮,然後逼他在紅燙的鐵上跳舞。
在這人魂歸西天後,我做了好多年噩夢,而且是那種會讓你尖叫醒來、扯碎床單的噩夢。
可是我的客戶從不知道他們讓我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象。就是因為這樣,諮商師的心力才會燃燒殆盡,總會有一些特別的故事刻入心中。當你聽到查克里的故事,你會想把他抱在懷裡,將他憤怒的小臉貼在胸前,帶他去吃冰淇淋(上面還要灑糖粉),然後唱著撫慰人心的歌哄他入睡,但你不可以這麼做。你要坐在那兒,試圖跟他講四十五分鐘的話,一週兩次,你得做那些遊戲治療,問一些誘導性的問題。等到時間結束,他就會再次被送回大壞狼身邊。
但這個案例──M的案例──一定會有所不同:我心意已堅。對她,我會精心安排一個萬無一失的好結局,為了改善狀況,我會對她人生做出重大改變。查克里.費勒的父母在官司中宣稱,我對他們的孩子做出與上述相反的行為。我,還有我的療法,那些該死的角色扮演、該死的娃娃,沒錯,還有那次越線,我讓自己鬆懈了心神、犯下無藥可救錯誤的瞬間。在那關鍵的時刻,我不知為何背離醫病分離原則,點燃了他的怒火,導致無可挽回的結果。他的崩潰、他的恐懼,不知怎麼都成了我的錯。我一直都抱持百分之九十的肯定心態,覺得那不是真的。但疑惑──封存在那最後百分之十的疑惑──毀了我的執業生涯,毀了我的婚姻。於是,它自然準確地將我的自信轟炸殆盡。這是完全可以預測的。
可是這都能透過M回到正軌。現在,我已經治療了她好幾個禮拜,我見到了這個人,這個令人懷念的老同學像禮物一樣重新降臨在我的人生,讓我有機會做些真正的好事。
就是因為這樣,我發現自己跑到公立圖書館主要分館的高級閱讀室。那裡有一排排深色木桌,沒工作的人們悄悄打著瞌睡,或沐浴在滿是灰塵的大片陽光中。有個職員把我帶到微縮膠卷閱讀機前,沒有多久,紐約報紙的過期刊號就在我眼前飛速閃過。看到三年前的六月時,我停了下來:前國會議員之女遭逮捕。
起訴罪名是二級謀殺,坎多拉一起嚴重失控的搶案,那是在紐約北部一個小鎮……
警方說,嫌犯承認將一把槍枝丟到奧辛達格河中……
……兩人受到致命槍傷,經確認,其中一人為坎多拉志願消防隊隊長……
……其餘死傷,警方初步確認為遭指控的共犯。此人為紐約市兩間酒吧的老闆之一,其中一家於去年因違反用藥法停業……
嫌犯的父親曾擔任一期國會議員,於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代表賓州第二十八區,隨後在一起關說調查中被列名,但從未定罪。
大好人生成泡影,朋友家人不解。這段很長。
M在行銷公司的老闆表示:「她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員工,由我們一手訓練出來的。對於這整件事我們真的難以置信。」
M的表親說:「如果她真的跟這可怕的事件有關,也不會是出自她個人意願。」
M大學以來的密友說:「我有時會擔心她的感情生活。她吃了很多苦,但她這人非常忠誠,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人。」
尤提卡州檢察官表示:「我們會證明她是自願參與這起犯罪。」
M的律師則說:「我的客戶是無罪的。她自衛是因為怕被那個她以為自己很熟悉的人傷害。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捲進了什麼情況。」
我乘坐令人頭暈的巴士回到公寓,此處不受外頭的夏日豔陽青睞,以跟平常一樣的陰鬱黑暗迎接我回家。我在疊在大衣衣櫥中的一盒盒專輯中翻找,找出母親最喜歡的李歐納.柯恩。我有好多年沒想到它了。但現在,因為某種原因,這些曲子的零碎片段在我心中到處迴響。我躺在已被刮花的沙發上(它就像一艘橄欖綠的大船)聽著音樂,雖然不是我喜歡的音樂,卻有滿滿的熟悉旋律。我思忖著:我到底是把自己牽扯進什麼事件裡了?
整個職涯中,我一直努力避免角色混淆。我試圖在私生活和職業生活之間建造一道高牆。但說老實話,多是失敗收場。有人說諮商的時候是可以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分割開的,這實在是一大謎團。心理學家──甚至精神病醫師──畢竟只是人。我們就跟所有人一樣,會將人生一併帶入辦公室,並在夜晚來臨時把我們在辦公室目睹的一切再帶回家。
我帶著我千瘡百孔的人生來到米德福灣:失去個人執業的工作、薇妮和我已經開始去見律師辦離婚。所以不如這麼說吧,我工作的時候,惡魔總在身邊──每天早上,我開車去上班時都得與它們搏鬥,有好多日子,它們都拒絕待在通電鐵網外頭的車中,反之,它們跟著我進去,並在我工作的時候迷惑我。要是拉娜開始講她母親是怎樣認為她一定會接手斐阿姨的髮廊,但她沒有,因為她吸毒成癮,我心中的惡魔就會「咻」地抬起頭,在我身邊晃來晃去,像動物園餵食時間的黑猩猩那樣咯咯亂笑;如果阿派哭哭啼啼提起她某個雨夜留在公園等死的可愛小嬰兒,我的惡魔就會站成一排跳康康舞,歡天喜地、昂首闊步地從我腦中躍過去。
現在,M的案例在夜裡一路追隨我回家,讓我夜不成眠,逼著我在夏日週六前往圖書館,我本來應該穿著T恤,跟鄰居青少年在公園投籃、揮灑汗水。但我認識──又或者說我曾認識的這個女人,召喚出完美的過去式,與舊時回憶一同到來。這名病人改變了一切。我沒辦法就這樣去進行我夏日週六總會做的休閒活動,心中明知她正待在那水泥方盒中,被鎖在裡頭,獨自一人,極度需要我的幫助。我沒辦法就這樣把她的悲慘與我分割。
也許,我最多只能做到引述柏根塔爾的話──他是最傑出的心理醫師,因為在此時此刻,他的話正中要害。他說:「所謂『醫病分離原則』的概念完全是矛盾修辭,像個對自己撒謊的騙子。認為治療師能與客戶保持距離的想法,」他這樣寫道,而這真是太精闢了,「對心臟不夠強的人來說是致命的誘惑。」
該怎麼說呢,我是這樣想的:也許我耳朵很硬,心臟卻不會不夠強。
我把頭往後靠上沙發,聽著歌手以沙啞的嗓音唱著他那件知名的雨衣註9。我想到我的母親寇琳,想到她打開一副油漆色票,弄成扇型。當時她懷著克萊德,穿著有花朵圖案的棉布罩衫,頭髮束著髮圈。在客房床上,我們之間散放各種鮮豔刺目的顏色。她說她覺得新的嬰兒房應該是瓜綠色或鮮黃色,但就是無法決定。「條紋怎麼樣?」我建議說:「那樣的話妳兩種都可以用,我可以漆。」我裝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樣補充。我才十三歲,不想看起來過度熱心。
「你願意嗎?」她對我微笑,我看著她鬆散的棕色捲髮,和門牙之間的微小牙縫。「我覺得這真是個好點子。」
克萊德出生後,凡有訪客開車過來看新生兒,寇琳總是會特別指著那些條紋。「法蘭克真的很棒。」她會這麼說。她當然想要全世界看到我的好,她畢竟是我的母親。但實際上,當訪客津津樂道談起我的油漆大作,我很感激寇琳──她從來不提我是如何使用剩下的鮮黃色;她不提我在嬰兒房的內嵌衣櫥角落發現一窩老鼠;她不提她拿起油漆刷,看見僵硬又沾滿黃色的屍體整整齊齊排成一列,被變硬的油漆包在裡頭、窒息而死;她不提自己當場把刷子掉在全新的地毯上,不斷猛烈嘔吐,雖然有懷孕的大肚子卡著,依舊雙手雙腳趴伏在地。她這個模樣──嘔吐時的背弓起又陷落──我永遠不會忘記。她至今沒有透露一個字,無論是對爸,或克萊德,或是其他任何人。對此我非常感激。
我只是覺得嬰兒房裡不該有任何有害生物。
她過世快要三年了。急性腦中風直接在客廳帶走她的生命,當時父親和弟弟都在沙發上,咖啡桌上放了塊披薩,電視上在播《60分鐘》。現在我再也無法跟她說話,對這件事我還不太能接受。在我的想像裡,彷彿隨時都能在時代廣場的人潮中撞見她,因為她正好出來看表演;又或者在飛機上,我會發現她坐在靠窗的座位,勒卡雷的平裝小說打開放在大腿上;我可以跟她吐露祕密,跟她訴說克萊德的墮落,講費勒的訴訟案,以及那些令人無法忍受的時日,那些源自童年的精神病變、治療不當的大帽子,還有如何跟那些對我而言等同於鈔票的孩童們搏鬥;我可以跟她說我的離婚,基於她對薇妮的直覺,我想她應該不會太驚訝;或是跟M的重逢,她會喜歡這個的,「這就是命運千變萬化最好的例子。」她一定會用贊同的語氣這麼說。
擁有這樣基本典範,我非常幸運,我如此訓練著自己。事實上,我父母兩人都是模範爸媽。M好多年沒跟父親說話了。在我們上一次的諮商中,她這麼告訴我。
「為什麼?」
「他做了一些我覺得不可原諒的事。」她說。
「對妳嗎?」
「不是,不是對我。」
「妳想說詳細一點嗎?」
「現在不想。」
「但妳現在會跟他說話嗎?」
「會。」
「妳原諒他了嗎?」
「不算是。」
「那妳是什麼時候又開始跟他說話的?」
「在我做出不可原諒的事情後。」
當我緩緩沉入無夢的夢鄉,李歐納唱著一隻在電線杆上的鳥,以及午夜唱詩班的一名醉漢。

《死了兩次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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