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生活・三重縣 桑名市・第十年

國際化所帶來的結果是出現許多跨國企業，為了取得市場或是技術而積極併購相對在地的公司。在十年前，雖然日本企業併購台灣企業時有可聞，但台灣企業併購日本企業卻是相當罕見，而Andre所屬的面板製造廠便是少數擁有雄厚資本、可以吃下日本企業的巨大公司。面板製造廠的本業當然是各式面板，但在2008年他們開始進軍綠能產業，為此併購了一間日本的太陽能板工廠，隨之便有不少台灣的技術與管理人材外派而遠征日本。

太陽能板雖然是代表性的再生能源，但生產過程其實對環境並不是那麼友善，特別是會消耗大量電力並於切割矽晶圓時產生許多廢水，在重視環保與能源的現今是各家工廠生產時必須重視的課題。當時日本的工廠在廢水處理上遇到棘手的問題，而Andre就職的面板製造廠因為本來就以生產面板起家，在廢水處理上擁有更先進的技術，因此在2011年3月時Andre便被遴選外派到位在四國高知縣的工廠協助他們處理廢水問題，以恢復生產。

我還記得很清楚的是剛到日本幾天就發生東北大地震，那個時候我們正與福島縣的相馬工廠進行電話會議，3月11日的下午一點多對面突然傳來同仁尖聲高叫「地震！地震！」，隨後會議就中斷了。

遠在四國的Andre對於地震的影響感受並不真實，直到公司將一部分因為相馬工廠停工而流離失所的員工安頓到高知縣這邊時，他聽著這些劫後餘生的同事們訴說各自失去的親朋好友時、聽著他們訴說自己親眼見到海嘯緩緩推進直到吞沒視野所及的一切，才真正感受到地震對日本造成的傷害有多麽深。

第一年的混亂局勢使得Andre的外派生活充滿挑戰，不只是因為地震的影響，日本企業與台灣企業從根本上不同的文化也讓他在工作上面臨許多不曾遇過的難題。在台灣，絕大多數的企業的核心思維都是「效率至上」，同時對於各種決定的風險也有更高的承受度，只要有六成左右的把握便願意投入資源嘗試，但是「品質至上」的日本企業卻相較之下就保守許多，不只在做決定以前會不計成本的盡可能做好萬全準備，若是成功率沒有到九成的話可能都不願意嘗試。

作為台灣本公司為了解決生產問題所派出的技術人員，Andre在高知縣的工廠擁有極高的主導權，最初也傾向比較強硬的推行台灣經驗並貫徹執行，但是即使他在廢水處理上有許多經驗，日本工廠的員工卻時常對與過去不同的行事方式表現出明顯反彈。若是在關東的話員工們可能還會試著陽奉陰違，但是在火氣方剛的高知長大的當地員工就會直接和Andre唱反調，使得Andre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工作上和時常和當地員工起衝突。

職場的衝突既是危機，卻也可以是轉機。運用台灣工廠打帶跑的思考模式，Andre在與當地員工的相處中漸漸摸索出一條雙贏之道，當他接到本公司來的命令時不再試著強硬的施行，而是會先與當地員工進行討論後提出雙方比較能接受的方式。這樣的結果可能通常不會與最初訂下的目標100%符合，但至少在大方向上會朝著較佳的方向前進，而經過反覆推敲的方式往往效率與成效表現都會不錯。

而且衝突的工作環境雖然導致效率有些降低，但也讓原本需要依靠隨行翻譯的Andre為了能夠更明確的傳達自己的意思而開始有很高的動力學習日語，日語溝通能力在每天的吵架中進展神速，也讓他之後因此得到轉調的機會，算是意外的收穫。

當衝突得到緩解，Andre開始發現他所在的產業中，日本的企業文化其實有不少可取之處。日本雖然也是注重學歷的社會，但其實每年的大學升學率多在50%上下，再加上男性並不需要服兵役，工廠內隨處可見從高中畢業便進入工廠工作的年輕資深師傅。同時，日本的工廠在職務上的劃分不像台灣那麼明確，雖然在單一專業上的專精度上可能有所不足，但單一員工對於專案整體的掌握度會比台灣的員工要高，因此問題發生在自己負責領域外時也大多可以很快地進入狀況並且有較高機會獨力解決，另外員工本身具備一定程度的泛用知識也讓日本的工廠少了許多開會的必要，不像台灣的工廠因為精細的分工而需要時常將整個團隊的人聚集起來協調權責歸屬。

在這樣的環境下，再加上幾年來Andre淺移默化的將「先求有，再求好」的觀念植入日本員工心中，他所外派駐的工廠在整個太陽能事業群中績效進步顯著，甚至勝過許多台灣的工廠，也讓原本預計處理完廢水問題之後便要回台的Andre被留在當地協助支援管理。

那個時候公司說可以把家眷帶過來，第一我是想說小孩可以接受比較好的教育，再來是有外派的津貼所以薪水相當不錯，然後公司還提供住宿跟交通輔助，所以後來就決定留在這邊。

日本的教育系統不能說在各方面都比台灣好，但確實是有比較獨特的部分，特別是在生活習慣的教育比台灣還要有效果。在日本的教育下當他每次帶家人回台灣時都開始感受到自家小孩和其他小孩在生活習慣上出現差別，像是經過日本幼稚園的教育後小孩兩三歲時便會自己穿衣服與吃飯、在外面時不會哭鬧等等。不得不說，不論國內國外，身為家長都會擔心小孩能不能融入學校的環境，特別是當生活在國外時，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或是語言的隔閡，對於小孩跟同儕的相處狀況更容易在意，幸運的是，Andre的小孩沒有遇到什麼移民第二代時有耳聞的霸凌狀況，反而是交到一群好朋友，也讓他放心不少。

幾年的時間匆匆過去，Andre一家人已經習慣四國的生活，這時他接到了面板製造廠要將他招回台灣的通知，讓他陷入為難。對於Andre本人來說其實沒有一定要留在日本的動機，回去台灣雖然會少掉外派津貼，但日常開銷比日本低，生活水平可能沒有太大的差別，可是當他和家人提起這件事時，家人卻都表達希望留在日本的意思，而且過於劇烈的環境變化可能會對分別還在國小與國中的小孩有負面影響，於是Andre決定辭去原本的職位並嘗試在日本求職。

即使在日本生活多年，實際上Andre並沒有在日本求職的經驗，因此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多次修正履歷，還每天練習面試技巧以及日本就職時都需要的適性測驗題目（SPI）。幸運的是他在求職網站所投的第一批履歷之中便有一間企業通知他進行面試，隨後也成功得到錄取，讓這一個月的努力沒有白費。隨著新工作的確定，Andre一家也從多年居住的四國高知縣，搬到位在日本本島的三重縣。

由於Andre來到日本時是接受公司的外派，金錢之外在生活上還可以得到許多幫助， 而且當時他還不諳日語，有關區民的遷入、健康保險、手機銀行等等其他新住民相關事項都是交給專人幫忙處理，結果就是當他要搬家時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的事情需要面對，而且因為最初並沒有考慮到可能會有搬家的一天，銀行就申請了四國地區的地方銀行帳號，然而該銀行在三重縣沒有分行，還得因此重新在其他銀行申請開戶，所有的信用卡、線上支付辦法也需要全部轉移到新的銀行帳號，而且因為距離遙遠所以甚至必須用郵寄來投遞紙本資料，造成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在今年一月錄取新工作之後原本一切都非常順利，直到二月中旬的時候全球疫情爆發，日本的電視節目也開始全天候播放相關新聞，而其中提到部分公司可能會取消今年預定的錄取活動時讓Andre不禁感到有些緊張。幸好，他的新公司因為規模較大所以沒有取消今年的錄取資格，而他也順利的入社，和家人開始在三重縣的新生活。

之前因為是外派，而且我也懶，所以沒有申請永久居留權，但現在進入的就是一般的日本企業，在這個公司待個一兩年看看是不是符合自己的環境之後應該會開始這些申請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