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 防疫生活裡的親子公民課：責任與判斷。

竟然發生了！
武漢封城那天（2020／1／23）我們小家庭開始在京都旅行。前一日下午抵達關西機場後轉車到京都，沿途繁華如常，直到公車繞進住宅區靠站；我們護著小孩、駝著背包在寒涼灰黯的天空下踏入須原通。尋找飯店Randor Hotel時，我一手牽緊小兒子，一手持相機錄下前方負責拉行李的父子身影——原本因畫面太晃動又無比日常而差點要刪除，經歷一年病毒肆虐，（2021）重新檢視竟感覺它蠻可愛的。倘若各國疫苗施打及其效用順利發揮，二三年後的世界可以恢復平價機票和旅宿，然則影像中那倆個欣喜雀躍、喜歡與父母一起搭飛的「小朋友」已經長大多一些，即將延伸出屬於青少年的新視野，那是與父母平行的時空。此景此情難再。

出發前，約莫聽說了事端，那日在旅館醒來看見新聞刊頭依然不可思議於發生了一座城市的封閉：大街空闊筆直，綠樹和霓虹招牌依舊，兩旁竄動的小小像麻糬糰子像白霧氤氳的消毒車與人，一幢幢高聳建築物都沉睡了，宛如孤獨巨人的詩境。事實上，這幾年來預防流感、幼兒傳染病和空污的緣故，我一直維持外出戴口罩，已經成為習慣，也軟性勸孩子。遂以為這樣就足夠。因此當遠方新聞透過網路來到眼前，也顯得不真實，疑懼的情緒被驚訝與獵奇的所掩蓋。

戴口罩之外，我們需要更嚴密的防護
那幾日與小孩在京都大阪玩耍，絲毫無異樣，左右人哀悼Kobe Bryant之傷感，多於對異地病毒的關注。任意踏入美妝店看看口罩販售及清潔商品一應俱全，我們單純趣味而新添購二組巧虎兒童口罩，其實行李箱裡也存有台灣帶去的兒童口罩。

搭上回程航班前（2020／1／27），看見機場宣導戴口罩、人人封緊臉龐的瞬間，病毒入侵人類生活圈的肅殺氛圍才蔓延開來。

非常突然。接續的半個月裡：航班取消，學校停課，酒精大量消耗，口罩替換率翻倍；那麼多不知所措，我們勤奮且積極應對，生活模式因此有了改變。然而病毒折騰，更後來我們才會知道，戴口罩之外還需要更嚴密的防護。

時光飛逝，當遠方來到眼前
一年多來台灣在防疫取得成效，社會功能運作如舊。回想起來，除了大型活動略嫌忌諱，工作和家庭相關之小活動在完成防疫規範之前提下，幾乎正常舉行。直到今年四五月交替，疫情升至二級警示的緊繃點，心底多了猶豫考量：是否凡事多一些謹慎，日子就會像一二月如此這般？（按下）（部桃群聚感染）

（2020）一二月份我做了哪些事情而有助於當時疫情降溫呢？我主動配合預定之小型典禮取消，暫停遠距離交通移動，並且勸退父母雙方不參、不舉辦農曆年大家族聚餐。說來是中性的、科學的防疫措施，其實有難以言說的人情世故融融於其中；但我們克服了。

（5/15）倏忽到來，雙北進入防疫三級警示，不止於雙北居民心情掀起波瀾，社群軟體上也不少慷慨激昂的喊話：為世界示範台灣兩周內解除三級警戒。相較於網路氣氛之積極正向，現實生活裡的我正因為所見街景而沮喪、開始書寫防疫日記，逐項把擔憂寫下來，讓自己在文字裡放慢速度、不要急著灰心，分析尋找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延伸：第一天＊生活裡的波瀾、第二天＊尋找鳥鳴聲、第三天＊在家工作的事前準備、第四天＊日光跳格子 、第五天＊經典童書的樂趣、第六天＊超簡單親子烘焙、第七天＊依然Friday Night、第八天＊我要離家出走了、第九天＊白米飯做麵包、第十天＊與你在街頭相遇）直到第十一天，教育部宣布停課日期延長二週（至6/4）。午後衛福部記者會就公告之事項，我拖到夜深才小心翼翼問大兒子：「如果小學繼續停課二週呢？」「嗯，真的要再停課二週喔。」

大兒子的情緒反應正如同我所預料——「什麼？！」他說。
（在呼應大兒子的失落反應之前，我想起片段記憶，那是關於過去自己的挫敗。）

我曾經努力防疫卻失敗
是在2009年H1N1流感爆發的時候。那幾年，我是一個非常新鮮的國中教師，生澀又熱忱。既然知道病毒來襲，必定配合學校衛教，以及所有教室清潔規則。學生進入校門先量一次體溫，進教室後，上、中、下午各測量一次體溫，每次都必須確認有否超過37.5℃的學生？若有，則先行返家休憩，以阻斷任何傳播的可能。

教育部立定「325標準」亦即三天內兩位學生確診流感，該班停課五天。這是阻斷病毒傳播最快速的方式，幼兒腸病毒的做法亦相似，畢竟傳染病防治忒複雜。多數人以為健康第一，當時作為一個體制內教師的我更同時聯想到停課學生的課程進度，作業、筆記、考評，以及之後可能碰到「補不回來了」（動輒排名、較勁、衝刺學習績效的年代，每次趑趄游移，可能造成不進則退）所接收到的「投訴」。

儘管我心底明白，生病多半不得已，讓青春孩子把生病當作休息一場，不去管那些考試煩惱，把時間暫停，克流感投藥（五天）結束重新開始就好；但從來不敢說出口。

終於，這一天還是發生了。某學生午餐後去陽台（可能是丟垃圾或清洗餐具）突然就忍不住嘔吐，其它學生看見了高聲呼叫「老師」——先帶不舒服學生去健康中心、再連絡家長接回就醫後，家長也立刻自費快篩得知確診流感。教室趕緊大消毒，全班學生都戴上口罩；而我還惦記著兩位協助清理嘔吐物的學生，既感謝又憂心。

第一個確診流感的學生出現後，第二、第三就接續而來。「栖栖惶惶」大約是那段日子的寫照，偶爾手機接通任一位家長委婉轉達學生篩檢出流感，我總是鎮定的安慰家長並告知會處理後續，然而浪潮正慢慢洶湧過來淹沒我的日常充滿溺水感。後續的通報學校、清潔消毒、無限繁瑣的衛教，我以為自己把一間教室照顧好了，還是出現第四個確診流感的學生。

印象深刻是某一個下午，教室空蕩蕩，因為例行性消毒所以學生必須換教室上課，直到消毒水揮發殆盡。我則從瀰漫漂白水氣味的教室中搬出一張椅子，坐在原教室走廊上改作文，作文分量很多很多很多，一個班級堆疊一個班級，怎麼改也改不完，但是防疫雜務又占滿工作行程。轉頭看看這一間消毒、消毒、再消毒的的教室，突然間焦慮情緒就滿出來，跟著淚水不斷底落下。現在回頭凝視那個年輕奮鬥的自己，全然不感覺驕傲，反倒可憐她多一些，如此求好心切，試圖做完每一件事情又害怕做錯。未幾，向來沒有宗教信仰的她竟然課後準備零食餅乾去廟宇拜拜，還告訴學生：「這是好吃的祈福餅乾喔。」——對心存信仰之人或者有安撫療效，在她是徒然；她甚至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

也許是束手無策的徬徨吧。當完成防疫事務和衛教之後，流感個案依然從學生中冒出來時那種心慌和自責，以為斬斷了，居然更迭蔓生從看不見的縫隙中生氣勃發。

那些對疫情無感的日子
時間繼續往前推來到2003年SARS風暴，置身台北的我居然無甚感觸。那一年邊修習中等教育學程、邊準備研究所考試，早晨鑽進圖書館，直到星星亮起來才離開，閱讀、寫筆記、分析考題就是生活全部；幾乎不沾染病毒危機感，況且與人接觸不多，把自己照顧好就是了。回憶起來是充實努力的一年。

前後二次經驗相較，後者多出一種「關懷他人的責任」以及隨之而來繁瑣無比的行政事務。我必須以現有資源去照顧一整個班級，當資源有限、負荷過重，情緒竟然就宣洩在一個自己也不認同的地方，彷彿後現代主義的荒謬情境。

過往記憶力將影響今日的思考與判斷
我一邊想起防疫記憶，一邊回到與大兒子的對話。
他脫口而出「什麼？！」接著，這位小學生大喊：「不公平！不公平！」意思是他很想去上學，無法忍受到六月中，為什麼大人決策時沒有詢問小朋友意見？

他略顯忿忿的反應；我既明白又訝異。畢竟小學生上課戴口罩超過一年了，在武漢疫情爆發之前，校園恰好遇上水痘事件，校方積極消毒之外，也要求學生全面戴口罩。此外，零星的流感個案和腸病毒也會攻擊小朋友、讓校園緊繃。平日跟著我外出購物、公園玩耍，更是口罩不離身。我甚至要求他疫情期間去遊樂器材玩耍時儘量不要靠近沒有戴口罩的小朋友。換句話說，他已經持續戴口罩二年超過。所以我明白他的不開心：為什麼努力這麼久沒有換來一點回饋？

訝異的是，曾經走過同儕風暴的他，仍舊期待與同學一起相處！停課以來，有時候直播上課、有時候下載雲端資料夾的檔案來自學，大凡直播他都特別開心，提早進去虛擬教室和同學相見、打招呼，下課還會互道：「明天見哦！」

這一年來，每當我們談到部分疫情結束後才能進行的計畫，他不只一次語帶抱怨底訴說：「都是實驗室的錯誤。」我也不只一次反問他：「一切錯誤來自於實驗室嗎？要不要我們把資訊來源找出來一起看看、一起分析。」「再說，如果實驗室不能犯下任何一點錯誤，誰敢做實驗呢？不如我們來討一些與實驗室風險有關的問題如何？」作為一個文組媽媽，我並不擅長和孩子談這些陌生領域。又告訴他，除了實驗室可能造成病毒外洩，我們還應當注意「處理錯誤的態度」：關於是否誠實的讓資訊公開透明而經得起檢視，因為隱瞞錯誤將招致更大傷害。

當然，對象是一個小學中年級生，我暫時避免談及共產政權及其當前作為。單純提出一些可以討論的價值做為他判斷的依據，以及現實生活中可能會遇到的取捨，他只是聽聽，似乎不太能與我進一步討論。我也不勉強，所期待的，無疑是他遇到什麼事件衝擊時，能夠不以情緒來評論。（就像我2009年因情緒而行動）

煽動情緒的元素有很多，舉凡個人情感、民族記憶、利益當口、理想主義、社會懷抱等等都足以在討論公民議題時無意間煽動情緒，因而同仇敵愾，造成撕裂和對立。然則讓情緒找到出口又是那麼重要，所以需要養成區辨問題的習慣，把層次拉開來，每次發言都可以找到困擾自我的層次，久之，方能得一個綜合性評價。

之所以一直在調整自己與小孩的對話模式，也是想要為自己找答案。從五月底三級防疫警戒經過一個禮拜後，激勵奮鬥的氛圍逐漸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則則慍怒，哀嘆，玩笑，控訴，諷刺之短語，發表在社群軟體上，發表者是曾經溫藹的友人、心儀的知名人士（賢達），彷彿奇異時空現場，讓我陷入認知上的兩難：為什麼他會脫口而出這樣的話呢？——失去分析過程、資料來源、參考數值，只有情緒和結論。

大概是家中沒有電視，我缺乏多元資訊來源以至於不很清楚他們發言當下所針對（的對象），因此有很多疑惑讓我好奇，期待能夠理解。不是去理解一個人的當下情緒反應，而是理解：當病毒鋪天蓋襲來的時候全人類的反應，和究竟還能夠如何反應？

挑起思考的毛邊，撫平焦慮的波紋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窮於應付眼前的煩惱，育兒、家庭、經濟，哪有更多時間面對內心深處的好奇和理解呢？蝸居在小小家屋裡進行防疫生活，無論是發現一個家中新奇角落、或者溫習與小孩的甜蜜，我從來沒有小確幸的感覺；反倒全是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的哀愁感。

因此無法不去設想熟識的世界變成陌生。病毒沒有改變了誰，病毒無疑是發揮其所長、侵蝕那一層華麗糖霜。曾經活絡的資本活動、百貨商品所掩蓋之棘手問題，在防疫停滯時空中浮顯出來。比如說，經濟弱勢、醫療權益、官僚系統、社福措施、外交困境、資訊不對等、老舊城區管理。絕大多數的專業問題，並非一朝一夕（或者幾句語帶諷諫、規勸）所改善，而必須有共識、提出規劃設計，及後續更煩冗的行政程序、動員大量人配合方能完成。

疲於勞動的人們，經常為了合理自己的勞動行為而尋求正當化理由。一旦疫情來臨，如機械齒輪運轉中的事務被迫中斷，人們在各式暫停的時間裡等待銜接，也觀察，也掙扎，也發言。這些言語彷彿回力球在四處彈跳碰撞著，儘管試圖不搭理，回力球仍然來來去去敲擊我們的心門，發出「怎麼會這樣呢？」的聲紋。

疑惑難解的時候，日子如常過下去：家務、小孩、閱讀。
這幾年為了保留家中書櫃足夠存放孩子的童書繪本，我只把當作工具書使用的食譜書擺置在經常拿取的位置，此外，盡可能購買電子書，或者就近從圖書館借還。雙北防疫升前，我送還一批書籍，本想休息一二日再前往借閱，二級警戒就發布了。大約是網路書庫豐多，我持續閱讀著沒有匱乏之感，卻在疑惑難解的這幾日，特別想要閱讀實體書，可能是想要回到當研究生時期，每天埋首特定理論書籍中，筆記它、條列它、分析它，就是想要弄懂它的那種感覺。

這時候，我恰巧發現書櫃上一本過去不曾翻閱，可能是先生寫論文時的參考書漢娜．鄂蘭《責任與判斷》。奇怪的，這本書從〈導論〉和〈序言〉就非常引人入勝。倒不是它傳遞了甚麼撫慰人心的雋語，而是超越時空的理論分析，極驚人底吻合當代處境，彷彿它就是故意要這樣戳破這個世界所隱藏的骨骼紋理。

多數人都知道，這位女性理論政治學家與猶太人、德國、二戰背景相關，並不同於這二年來全人類被迫面對的疫情（兩者本來就無法單純底理論套用）。然請閱讀這一段書中〈導讀〉的起筆文字：

（很難不警醒讀者去想想）在疫情緊繃之後，就算已經失去洞燭機先的可能，人們還是可以從不同階段與視角，提出問題，談論看法，給予意見。畢竟「一連串的危機」所伴隨是更多與危機相關的人，他們就是參與、見證。當然，每一個人的言論中不能免除個人經驗、私我利益、意識形態，不過發言者可以自行警惕、聆聽著可以也自行剝除。因此我們可以追問，我們的社會能否包容所有發言？發言者能否敘事完整？等等諸多想來幾乎是不可思議卻又必須面對的問題。

這麼多艱難，大概就是身為現代公民所要學習的。多元化社會兼資訊流通迅速，我們難以免除接收情緒性、戲劇性發言，而自己成為當事人的時候，也可能掉入自己的圈套；而把流於濫情的內容轉化為條理的過程就是：思考。——漢娜．鄂蘭一直在提醒強調著，因為有記憶力就能夠滋生思考力。

不是「停下來想一想吧」的溫柔呼籲，而是一種慧黠靈光從現實生活中透出稀微的亮度。我在逐漸溫熱的夏季裡閱讀著《責任與判斷》，卻彷彿掉入高中畢業那年翻開《蘇菲的世界》所感受到的透徹清涼。這幾日困擾人的那些社群發言慢慢變成清晰，再慢慢淡去；我可以看懂了，也可以明白煽動性語言其實無法搖動磐石。

又去看了電影《思想的行動》理解到漢娜．鄂蘭記錄評論艾希曼耶路薩冷大審判並提出自己的觀點之後，她也承受許多不認同她分析的指責，以及切割。

YT找資料時，無意間發現這部1964年漢娜．鄂蘭受採訪的影像紀錄，對答完整且翻譯翔實，遂一併看完。連結如下：

與自己對話
雙北三級防疫開始，作為一個家庭主婦幾乎沒有「暫停」之感，反倒異常忙碌。在餐餐烹煮，兼及小孩不斷喊媽媽媽媽媽媽的間隙，我溫吞底閱讀、看看紀錄片，思索如何與過去的自己對話，從而發現自己也曾經在防疫上如此粗心、不妥當。

可能是2017年或2018年初秋，流感襲來的季節，各方衛教宣導已積極在進行。大凡學生參與高接觸性活動，都必須先行測體體溫。我卻在量體溫上掉入新的困境。

……（此部分內容屬於付費觀看）

走過江湖，再回首檢視一切，我能夠明白為什麼有人很明顯犯錯了卻渾然不知覺，也能夠知道有人長期承受各種為難的情境，以至於失去價值判斷的標準。至於價值是什麼？孟子說「捨生取義」，其中「生」不單純指涉身體或生命，而是如果你存在著只是一種苟且，毋如不要。無論是當代的左派右派，或者傳統儒家中不時出現超越一切（從封建傳統所挺立起來）的「完人」形象，都是不同的參考指標。質言之，疫情下的獨特時光，我們可以重新思索每一個價值取向，反省自身的責任，然後判斷與行動。顯然，思考過程並不容易，甚至不小心發現自己的偏頗與難堪。我們仍應堅持穿越此一煎熬的甬道，以能回應內心的期待：好奇和理解。

▲右上角《安妮的日記》（智庫文化）是大學時第一次閱讀的版本。右下角的圖文解說書籍裡面有多幀藏匿時期的房間照片，左下角是朋友贈送的全彩圖畫本。看過上述兩部影像之後，我立刻翻出這三本書，那是當年受納粹壓迫的安妮的艱難的日子。

幸福的殘酷
雙北三級防疫警戒後幾日，衛福部記者會所公布之染疫數量總讓人心慌。我守著自己的小家庭，也取消兩處美容美髮預約，心底有深深歉意。與美容師、美髮師都結識多年，這一年來走進二處大門也是戴口罩兼量體溫、酒精消毒，我完全信賴她們的防疫措施。當我們共同要面對的是「病毒」第三者，卻只能無奈底取消我與她們的現實連繫，在通訊軟體中給對方喊話支持。

這一個月來，家中成員各自挑起防疫工作，把生活嚴密底過下去。從五月十七日至今，兩個孩子在小小公寓裡對著電腦螢幕上課、寫功課、玩耍、爭吵，忍耐著不踏出大門。喜歡逛文具店的大兒子總說：「只好等肺炎過去再去逛了。」偏愛看看摸摸各種新奇的玩具的小兒子經常問：「等外面沒有肺炎我們才能去玩具店嗎？」

有時候我放下手邊的閱讀，喊了孩子還不去寫功課啊，自己再去廚房準備餐食。一邊探向後陽台的日光，一邊快速朝鍋子裡丟入各種蔬菜肉片，襯著抽取碗盤輕碰之清脆聲響，我忽然感受到這些看似幸福裡的真實殘酷；一如張愛玲在香港保衛戰中，以學生身分守著圖書館，同時翻看那些文白夾雜的章回。

防疫生活，是我、以及多數人未曾經驗過的時代氣氛。我們一起進行了公民課，世界是大教室，課本則仰賴自己多元撿選。我們努力鞏固了舊日子的模樣，也試圖摸索一些創新的可能，同時在流動的話語和事件之中棲身，彷若雨中蒼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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