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思想」：余英時教授認為思想可以創造歷史，所以人要對歷史負責（下）

在《新約》中耶穌一方面認為知識學問是虔誠信仰的阻礙，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聖經》有深入的研究…後來基督教中重信與重學的兩派因之都可以在《新約》中找到根據。

批評派歷史哲學的「解釋」(Explanation)的作用是將許多孤立的史實的真正關係尋找出來，使歷史事件成為可以理解的。這種解釋乃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絕不容分割。離開了這種解釋則歷史學便根本不能成立，而史籍也祇能流為一種流水帳了。

人類以往的業績為一系列的「行動」所構成，在每一行動之中均包含了「言」（內在）與「事」（外在）

內在思想乃是核心，外在之事反為次要。他認為歷史家研究歷史事件是必須深入當時人們的思想之中。祇要他真能摸索到歷史過程（即一連串行動）中的思想過程(process of thought)，那麼他就已找到了該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這就是柯氏「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的著名原則之中心意義。

我們說中國史學重「思想」之傾向，實即指中國歷史家常以載諸史籍的人類行為多係自覺的行動。

司馬遷寫《史記》，本身就是一個史實，通過寫史而創造歷史，所以史學家特別是有影響力的，本身已經是一個研究的對象。所以我講史家的責任，是因為史學裡面特別有主觀的因素，個人的因素。

正由於思想可以創造歷史，並且實際上也一直是歷史進程中的一股重要的原動力，所以人對於歷史是必須負責的；而且越是在歷史發展中間據著樞紐地位的個人，其責任也就越重大。決定論的分析祇能開脫個人所不應負責的部分，但絕不能解除其一切應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