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9/24發佈於 2021/09/25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歷史與思想」：余英時教授認為思想可以創造歷史，所以人要對歷史負責（下）

余英時教授的「歷史與思想」內容豐富，每篇文章都要花一些時間才能領略，所以心得寫出來也是一大堆，居然要分成上中下三篇才能完結！只是讀完本書之後，就像跑完馬拉松一樣的暢快，和馬拉松體能上的鍛鍊原理類似，讀余教授的文章是心智上的鍛鍊，讀著讀著就覺得大腦某些部分開始動起來了，讀完之後腦袋還會持續活躍，非常的過癮！本文把重點放在幾篇我比較有感的論文，希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讓更多人知道這些學者的著作其實並不艱深，只是要多花一點腦力來吸收就是了。

一、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余教授以歷史通常具有連續性、且不會無中生有的性質，來推敲宋明儒學如何延續到清代。雖然大家印象中的清代儒學只重考證，但是以余教授的觀點來看，經典考據在宋明儒學中也佔一席之地，而且隨著理學的發展因過度重視「即心見性」而流於空洞化之後，經典考據重新受到重視是必然的現象，清代重視考證並不只是因為滿人的高壓統治而造成的學術風氣。余教授以西方基督教傳統中的「信仰」(faith)與「學問」(scholarship) 的對立，來說明此類衝突在西方的例證：

在《新約》中耶穌一方面認為知識學問是虔誠信仰的阻礙，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聖經》有深入的研究…後來基督教中重信與重學的兩派因之都可以在《新約》中找到根據。

重信和重學兩派，在宋明儒學的對應名詞是「尊德性」與「道問學」，其實兩者都不可或缺，從歷史的連續性可以更加清楚宋明儒學與清代儒學之間的關係。

二、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

余教授先從西方歷史學家柯靈烏的批評派歷史哲學談起：

批評派歷史哲學的「解釋」(Explanation)的作用是將許多孤立的史實的真正關係尋找出來，使歷史事件成為可以理解的。這種解釋乃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絕不容分割。離開了這種解釋則歷史學便根本不能成立，而史籍也祇能流為一種流水帳了。

要能夠正確的解釋史實，必須有一些基本觀點，首先就是「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觀」，古代無論東西方，常常會把日蝕、月蝕、隕星…等變異和人間的災難聯繫起來，以中國來說，自孔子著「春秋」以來，才真正奠定以人為中心的歷史，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用現代的話來說即為「企圖對以往的歷史加以哲學性的反省，俾求得一種會通的了解」，同時西方的柯靈烏也認為修昔底德「強調歷史具有人文目的及自我展示的功能」，此時就可以看出中西歷史對於「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觀」都有類似的看法。

另外，柯靈烏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他認為任何歷史事件都有兩個方面，即外在的事件(events)，以及必須用思想來說明的內在面，以及外在與內在合一的「行動」(actions)。在中國的歷史學上，就是「言」（思想及內在面）「事」（單純的事件或外在面），在章氏的看法，孔子的「春秋」已將事與言合一，這也呼應柯靈烏的歷史觀：

人類以往的業績為一系列的「行動」所構成，在每一行動之中均包含了「言」（內在）與「事」（外在）

柯靈烏更進一步的解釋：

內在思想乃是核心，外在之事反為次要。他認為歷史家研究歷史事件是必須深入當時人們的思想之中。祇要他真能摸索到歷史過程（即一連串行動）中的思想過程(process of thought)，那麼他就已找到了該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這就是柯氏「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的著名原則之中心意義。

余教授解釋中國史家與之對應的觀點如下：

我們說中國史學重「思想」之傾向，實即指中國歷史家常以載諸史籍的人類行為多係自覺的行動。

在這篇論文中，余教授很巧妙的讓中西史學進行隔空交流，突顯「思想」的重要性，同時也呼應了本書的書名：「歷史與思想」。

三、史學、史家與時代

余教授在此篇論文中概括的描述中西史學流派及其觀點，其中關於「主觀」與「客觀」、「細節」與「整體」的看法，非常的耐人尋味。裏面有一段論述讓我印象深刻：

司馬遷寫《史記》，本身就是一個史實，通過寫史而創造歷史，所以史學家特別是有影響力的，本身已經是一個研究的對象。所以我講史家的責任，是因為史學裡面特別有主觀的因素，個人的因素。

余英時教授的歷史研究，以及他對時事始終如一的理性批判態度，也已經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值得我們深思。

四、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這是余教授在紅學上很重要的貢獻，雖然是他是歷史學家，但是對於紅樓夢這部深度描寫傳統中國思想、文化、藝術的代表作很有興趣，用紅樓夢裏的大觀園的世界、以及大觀園以外的世界來分析紅樓夢的結構，很有啟發性。

結論：

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進展，雖然都是朝著「除舊佈新」的方向前進，但是結果並不盡如人意，「除舊」並不能保證能「佈新」，原因出在於：如果不能找出從「舊」走到「新」的正確道路，就會被困在「舊」的窠臼中裏永遠走不出去，這也是為什麼現代中國仍然只能用傳統法家思想來統治國家的原因。余英時教授接受西方學術訓練，不是打算用西方思想來「糾正」中國思想，而是利用西方思想來找出中國思想裏面可以銜接現代社會的部分，這樣精鍊過的中國思想，相較於「全盤西化」這種雖然激烈但是最後淪為口號的想法，有更好的機會來引導中國邁入現代社會。

對於現代中國發展感到困惑的人，一定要來讀「歷史與思想」，一起思考傳統思想對現代中國的影響；對於在華人社會發展民主自由感到懷疑的人，更要來讀「歷史與思想」，因為中國思想的終點不會停在法家的極權統治，還有儒釋道的人文關懷與西方思想並肩而行。接下來再次引用余英時教授針對歷史與思想所做的精闢論述，提醒我們在這個言論紛亂的年代，即使身為一顆小小的螺絲釘，也應主動奮鬥來改善社會，為歷史盡應盡的責任。

正由於思想可以創造歷史，並且實際上也一直是歷史進程中的一股重要的原動力，所以人對於歷史是必須負責的；而且越是在歷史發展中間據著樞紐地位的個人，其責任也就越重大。決定論的分析祇能開脫個人所不應負責的部分，但絕不能解除其一切應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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