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冕 文 論 探 索

一．柳冕之生平事蹟

世人論及古文運動，咸將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梁肅、元結、柳冕諸家視為古文運動之先驅者。其中元結以高古淳樸之古文創作，湔除六朝以來駢儷之餘風，享有創作者的地位；而柳冕雖無客觀之創作成績，卻有獨樹一幟、卓然成家之創作理念足與韓愈相提並論。因此，被視為韓柳之前，最重要的文學理論家。

柳冕出身書香門第，《新唐書》本傳說他：「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任右補闕史館修纂。《舊唐書》也說他：「文史兼賅，長於史職。」由此可知柳冕是一位學識弘富的人。

唐德宗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年)，柳冕擔任太常博士。是年，昭德王皇后崩逝，柳冕與左補闕穆質、張薦論皇太子服紀，《舊唐書》本傳引錄〈皇太子服紀議〉全文，從中不難見到柳冕身為太常博士，在維護古禮與折衷現實間所表現的智慧。貞元六年(西元七九○年)又曾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贄、工部郎中張薦同修《郊祀儀注》，德宗甚為重視，常以禮事相詢；柳冕皆能據開元禮及歷代禮經沿革聞奏。

雖然如此，柳冕在官場上之人緣似乎並不好。如《舊唐書》本傳云：「冕言事頗切，執政不便之，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而柳冕在福建的政績也有敗筆，如《新唐書》本傳云：「會冕奏本州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羊牛，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兗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以上是《新唐書》本傳所載之事蹟。

至於柳冕之著作，《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收錄其文十四篇。顯然遺漏甚多。但十四篇文章之中，六篇為論文之作，篇題分別為：〈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與徐給事論文書〉、〈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答楊中丞論文書〉、〈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此外，〈與權侍郎書〉、〈答孟尚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再答張僕射書〉亦有實質論文之成分。以下的論述，即根據上述諸文寫成。

二．柳冕文論要旨

(一)排擊今文，推崇古文。

自隋初李諤上書請正文體，隋末王通主張「博誦以貫道、作文以濟義」，已啟復古之先聲，加上初唐史家，在檢討六朝文學時，率多貶抑。自此，文學復古之論調，蔚然成風。柳冕承流接響，自也排擊今文、推崇古文。其主要議論，見諸〈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此文之寫作，原為針對杜相公來書所云：「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不能反之於質。」及「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提出辯護，認為：「風俗好尚，繫在時主，不在人臣。」柳冕曾就立意之不同，區別古今文章：

且古之文章與今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時亂而感哀樂， 因哀樂而為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 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 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 音，所失豈不大哉。

按此實本自〈毛詩序〉之美刺說，指出政治之良窳，決定文章之內容。而其所謂「文章」實混詩文而言之。柳冕基於儒家之詩觀，對於《國風》、二《雅》，自然十分推重。但對於《楚辭》、漢賦以及魏晉以來的駢儷作品，則評價甚低。直斥為亡國之音。試看柳冕對於今之文章的描述：

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 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

其〈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亦云：

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 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 哀思之音矣。

原來六朝以來在文體形式、內容立意、風格精神各方面的種種變革，雖使文學作品日趨精緻，益具獨立的藝術價值，但也逐漸失風去雅正風格及教化作用。柳冕之所以認為：「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真正的原因在此。這種文學觀念，日後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有更為精細的論述。

(二)教化中心說

打開《全唐文》披覽唐初以來復古論者的作品，不難發現當時文人特別重視文學與政教之關係。當他們回顧六朝，無不認為綺靡的文體、聲色的內容、流宕的文風，是敗壞風教、毀墮時政的主因。所以，或從超越的觀點，倡言人文化成之理論，藉此導正性命、厚植人倫。如：呂溫之：〈人文化成論〉、顧況之：〈文論〉、獨孤及之〈辯文〉；或採實用之角度，倡論以文德致時庸、以文事助王政，藉此來表彰聖言、扶持教化。如：崔元翰之〈常州獨孤使君書〉、獨孤及之《趙郡李華中書集．序》、梁肅之《左補闕李翰前集．序》。柳冕以教化論文可謂前有所承，但是，突出教化之作用，認為一切文章均應本於教化，則為柳冕之創議。

在文學反應現實的問題上，柳冕強調：「觀乎志而知國風。」他在〈答楊中丞論文書〉云：

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 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 故觀乎志而知國風。

在〈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中，柳冕進一步說明文章與治亂之關係：

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故君子感於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

在〈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中，柳冕又將教化與國風關聯在一起說：「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因為教化深入人心，社會風氣(國風)一定就會改變所以說：「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而六朝以來，文章衰弊，則由於：「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要想振衰起弊，必須從教化著手。所以說：「伏維尊經術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以上諸文，已略能能描述柳冕「教化中心說」的內涵。至於綜合說明，則見之於〈與徐給事論文書〉，他說：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 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

原來柳冕心目中理想的文章是用來化民成俗的，既賦文學以如此鉅大的任務，則作家的道德修養，勢必絕對完美無瑕，否則他將無資格也無能力達成。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柳冕為什麼要認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三)文道關係論

柳冕論文，強調文章的教化作用，因此，在文道關係一問題，認為「文」和「道」「教」應該結合起來，他說：「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與徐給事論文書〉)又說：「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答衢州鄭使君書〉)所謂「君子之儒」正是柳冕心目中理想的作家。在〈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柳冕進一步說明「君子之儒」應備的條件：

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聲，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又說：

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盛，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這樣的「君子之儒」，顯然不是當時那種「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與權侍郎書〉)的考試制度所能徵拔，因此柳冕說：

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與權侍郎書〉)

由此又透露「尊經」之傾向，則其所謂「道」，應指儒家之道。而「文」、「道」二者兼長，柳冕認為是很難的，他說：

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除了古代聖君及周公、孔子，柳冕所稱述的全是儒學大師，可知柳冕論文又有「徵聖」之傾向。而其理想中的「文」，指一切廣義的學術文。這一種文，具現在「聖人之文」中，也呈現在「聖人之道」與「聖人之教」當中。因此說：「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這一種「文」，既含義理之內涵，又兼文學之質素，因此，「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四)論養才與志氣

柳冕論養才也是從「教化中心」的論點出發，其所謂「才」，正是前述那種「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聲」的「君子之儒」。這種人才的培養護育，有賴於良好的社會風氣；而反過來說，這種人才的增加也有助於改進社會風氣。所以他說：

嗟呼！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 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動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答楊 中丞論文書〉)

遺憾的是「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答楊中丞論文書〉)，才少氣衰之情況，具體顯現在當時淫麗形似之文大為盛行，雅頌比興之古義盡失，所以「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答楊中丞論文書〉)因此，柳冕說：

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答楊中丞論文書〉)

在此，柳冕接觸到氣的問題。柳冕論氣，也從「教化中心」的論點出發，其「氣」的觀念，既不是美學意義的「風格」，以不是道德意義的「骨氣」，而是有其不同層面的意義。就前引：「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一句而言，此「氣」顯然指「作者的心志狀態」或「志向」而言。若就：「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而言，則顯然指「社會風汽氣」言。至於「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一句，則此「氣」字又指「氣勢」而言。柳冕說：

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真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此處「真則氣雄，精則氣生」的「氣」，以作「生氣」解，指一種旺盛的生命力。

他認為善於為文的人，可以藉詩文鼓舞人心，移易風氣。文風越真淳，生氣越暢旺；內涵越精萃，生機越昂揚。以此駕馭聲彩，氣勢必定運乎其中。舉例而言，虎豹之毛色所以騰耀光彩，是因為牠的生氣；日月形象之所以羅列成章，則由於它們的精粹。柳冕所論，看去雖似虛渺，但是，雄渾暢旺之生氣，可以駕馭文辭聲采，殆無疑義。最後他說：

噫！文之無窮，人才之有限。茍力不足者，彊而為文則蹙；彊而為氣則竭， 彊而成知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辭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依此看來，文章的事業，是少數精英分子的事業，才能不足而勉強提筆，必然蹙迫難伸；目標不明而勉強鼓動風潮，必然心勞力絀；認識不足而勉強表現智巧，適足反映自己的低劣無能。這樣的作品越多，離開化民成俗的目標也越遠。對於個人而言，只要停筆便可；對於教化大業，卻無疑產生中斷斲喪之弊害，因此，柳冕認為這是「君子之恥」。然而才智高，能力強，卻不願為文，或者明道而不能行道，同樣也是「君子之恥」，柳冕說得很清楚：「君子學文，所以行道也。」(〈答楊中丞論文書〉)

三‧柳冕文論平議

綜觀柳冕文論，實有一中心觀點，此即強調文章在教化上的作用，基於此種觀念，凡能與社會生活政治情態相聯繫，達成化民成俗之目的者，皆為好文章；若僅為吟詠個人情志、發抒一己理想，與人倫教化毫無關聯者，皆在排斥之列。因此柳冕所推崇的作品，是經史之作及兩漢以來的學術文章，而貶抑屈宋以下至於魏晉南北朝的駢儷文學。以後的白居易在〈與元九書〉雖也從文學與現實之關係提出「文章合為時而作，歌詩合為事而作。」之論點，闡明文學應積極發揮「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作用，同時，對屈原以下詩人作品，也以是否含有「六義」作為評價標準，但是，白居易基本上是在強調詩歌的諷諭功能，而柳冕因為是混詩文為言，所以他不只重視諷諭的功能，而且進一步想以文學達成政治教化上的目的，就此來看，白居易多少仍嚴守文學的立場，柳冕則超出文學的範圍。

其次要指出的是：因為柳冕論文本於教化，所以在文道關係上，所謂的「道」，只是儒家之道，此又與劉勰所論不同。《文心雕龍‧序志篇》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其萬品，動植皆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劉勰的目的，在申說「文源於道」之旨，此道是「自然之道」，而不限於「儒家之道」。雖然劉勰也論「徵聖」、「宗經」，但是，劉勰之「道」，比柳冕所論的「道」範圍更寬。柳冕論文，主張文與道、文與教合一。在他心目中，所謂「道」與「教」實為同義詞，是以柳冕強調文章之教化作用，實際是在宣揚儒家之倫理觀點與政治理想。再者，柳冕之重道與韓愈之重道，目的也並不相同。試看韓愈〈答劉正夫書〉說：

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唯其是爾。」

又〈進學解〉韓愈借學生之口說：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可見「師其意」的目的在為文，亦即：求道過程中，並不忽略文。柳冕則不然，他說：「明《六經》之道，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又說：「文而知道，二者兼難。」「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若以「文」、「道」相權，實際是比較側重「道」。重道的用意，明顯在推動教化，如此，使柳冕不能認識純文學之價值。

總之，柳冕文論固然不乏觀念上的偏執，但是，以儒學作為論文之標準，強調文學之教化功能，在詩歌方面間接影響了元白的諷諭裡論；在文章方面，則直接啟導了韓柳「文道合一」之文論主張，在中唐文學理論的發展史上，實具有一定的意義與地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