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金馬 58｜不得不的斷代史：周冠威的紀錄片《時代革命》

周冠威的紀錄片《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必須是一部斷代史。為了新時代的電影，它必須成為斷代。

《時代革命》於 2021 年 7 月 16 日於坎城影展突襲首映。全片分為九章，第八章「序幕的終結（The End of Beginning）」、最終章「香港人（Hongkongers）」，正式打響「後」反送中時代。「後」不意味著反送中運動結束、五大訴求已被放棄，而是指「發生後」的世界。香港歷史、香港「後反送中運動電影」也必須被「斷」在 2019 年；其後，因為 COVID-19 疫情，運動轉型、冷卻，應對新的情勢，應該有一種「新的電影」。當然，壓迫持續，香港國安法在 2021 下半年完善，整個香港真真切切是一座全景敞視（panopticon）監獄。然後，然後⋯⋯

不得不的斷代史

或者我們要先論，「香港」。對香港有感情的藝文人士，無論人在不在香港，無論是不是香港出身，無論有沒有「話語權」討論香港，皆因為現在沒有投票權，（短時間內）你無法決定活著的香港，所以你必須要讓香港死。《時代革命》必須是一部斷代史，它縝密描述 2019 年，前接「雨傘」，結構分明、人物豐富、指證歷歷；它是一首「傾城」的正氣歌，它被唱出來就是一個姿態沒錯，但也證明，它所歌唱的對象的悲壯。意味著舊的「香港」的死亡。

沒有人不會因「香港」的死難過，但我們不需要替「香港的死亡」難堪。《時代革命》的九個章節，是辯證法，儘管確實就是煽情、刻板沒錯，也可能成為「政宣片」（Political Propaganda），周冠威是狄德羅，《時代革命》是新聞大事紀、是百科全書、是「懶人包」，但它同時也是替人物留下史記列傳般的「小傳」，建立「口號」為歷史，《時代革命》就是「結束的開始」。

若要一言以蔽之，定位紀錄片《時代革命》，時間明確，這是一部系統性統整 2014 年「雨傘革命」後，在「港獨」與「建制」、「勇武」與「和理非」之間，香港各路線「本土意識」崛起的脈絡，以各事件為時間軸，以及「香港人」主體成型的經過。「香港人」甚至成為影片創作者、電影的最終章節名稱。從 2019 年三月底針對《逃犯條例》的反送中遊行、六月九日「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六月十六日兩百萬人遊行、七月二十一日「元朗黑夜」、其後的七月二十七號「光復元朗」遊行，而至十月的《反蒙面法》、十一月的「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加上期間黃衣人墜樓、運動期間的「不合作運動」、「全港三大罷」，中環女子、粉嶺女學生的墜樓事件⋯⋯等等，時間、事件，鉅細靡遺，但條理分明。

其實，「元朗黑夜」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起點。所以《時代革命》也是一部 2019 年的香港斷代史。當然，有中大學者更進一步論述：「光時」口號與「港獨／香港獨立」無關聯性。我們無法確認從「五大訴求」到「光時」口號，再到「港獨」之間的關聯，而這亦不在本文話下，不過清楚明白的是，如同《時代革命》中一名學生的親口提示：「如果香港是海綿，我們是水」。《時代革命》是一塊海綿，「香港人」是水。各種立場、事件、時間、人、武裝準備，全部都照顧到。

怒向刀叢覓小詩

2021 年十月五日，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時代革命》入圍最佳紀錄片，將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金馬影展舉行本片台灣首映。本以為這是本片在坎城影展後的世界第二個放映影展，該片「政治上」意外敏感，沒有在歐美任何秋季影展亮相，不知道是不是「美學上」被輕忽。

十一月七日，《時代革命》在未有預先宣傳下，突襲在日本「東京 FilmEx 電影節」上映。成為該片的亞洲首映。「用詩句來形容，這叫做 ──『怒向刀叢覓小詩』」香港「眾新聞」一位讀者投稿，引用了魯迅詩句形容該片引起東京日本、香港觀眾的反應。十一月十日，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 2021）亦公佈，《時代革命》將於「Best of Fests」單元放映兩場，據現場觀眾即時報導表示現場約有三分之一的觀眾是香港人。

這部片最可貴的是它的結構，《時代革命》是辯證法。它象徵著從「元朗黑夜」走到「香港人（Hongkongers）」成形的過程，就像是耶穌走上十字架前的苦路十四站（Via Dolorosa），《時代革命》是遲來的十字架，由九個章節、以「過去」構成歷史。無論「過去」要怎麼在「未來」被利用，沒有書寫歷史的「現在」，就沒有族，沒有國，沒有家。

無論你要在未來怎麼定義香港，書寫是必要的。透過書寫，歷史才能走上十字架。

黑格爾曾說，總是綿延不斷，所有的書寫都是歷史的書寫，所有歷史的書寫都是哲學史的書寫。然而《時代革命》的特別在於，歷史的書寫必須被迫中斷，卻不如過往的斷代史，「政權」還沒有滅亡。革命／改革者也沒有放棄。

但斷代必須，要假裝時代已經結束。這或許是，倒果為因，或許是套套邏輯。但哲學史，時常如此，人生亦然。而面對過去的「前端戰線」，才是迎向新的「戰場」的開始。因為當「集體」可以同意運動口號能被「消費」為一部面向世界的紀錄片，舊的香港「必須死」，走過八個章節，「香港人」走上《時代革命》的十字架。

無論「新的香港能不能生」。筆者的態度是，要讓「前線」成為「過去的前線」，不只是討論「和、勇」分不分，不能只是討論香港是不是「戰場」、民主該怎麼取得。前提是，意識到世代的波動。在 2019 年後，時代已經改變，歷史不能再等，假若《時代革命》是香港運動者的「共識」，那斷代已然發生，切割過去的歷史固然可怖，但能書寫過去的人，才能掌握未來。

編目（cataloguing）、存檔（archiving）、標本化（Specimenization）

《時代革命》其中一個重要性在於檔案的取得，是其他沒有拍成的紀錄片素材，與大量的第一手（已曝光）新聞影像。這在其他掛名「香港電影工作者」的紀錄片，如《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已經是一個事實。而這件事，在其道德性、政治性上，有其不得不。卻也有其美學的特色。一方面它承襲「弱電影」（由網路影片，或其他媒材，非自行拍攝的素材剪接而成的影片）、「散文電影」（Essay Film）（影像以其政治論述作為主角）的新興紀錄片電影語言、電影理論脈絡；另一方面，尤其必須警惕，對於政治立場與作者相反的觀者而言，它是不是僅僅只是一個「政宣片」（Political Propaganda）。或者，《時代革命》只是新聞，跟台灣常見的「台灣啟示錄」、「八點全紀錄」，一個小時的新聞 show reel 剪輯沒有差別。

所以必須問，分章編排有沒有意義，暗示了什麼？當然，章節整理是必要的，談「和」、「勇」不分，專章談「不割席」是必要的。歷史本來應該是「向前」、「向後」無限綿延的，但《時代革命》感人就在，它的九個章節，好似是一個「斷代史」，而周冠威導演如果是司馬遷（或者狄德羅），他秉持了史家治史的節度，他是手，他是尺，而正是因為，他所描繪的主體（舊的）「香港」已幾近傾毀，他清楚知道起點（六月九日）和終點（今天，放映的當下，對我們來說是 2021 年秋天以後）之間。

歷史本應該是無限綿延的，但周冠威只能作「斷代史」。紀錄片早就不能再被侷限在「導演必須是資料搜集者」之倫理框架上。而能在大量棄拍的素材海中，將這種絕望中的「不絕望」淬煉而出，光是影片的存在、剪輯、放映前的公關媒體戰、影展與電影獎放映策略，這些都是「導演」周冠威眼中必須看到的，一代年輕人所選擇的「時代」。因此，紀錄片，或者「論文電影」，的宣言不只存在於電影的畫外音、影像剪輯的蒙太奇，更在一個關於電影的「擴延」向度上，妥善「編制」電影被看到的「戰略」。他能做的就是讓這部片登上世界舞台，就算只有美國、法國記者看了，就算只有臉書上預告片公眾，只要這部片真的存在，只要抗議者的血沒有白流，用「實惠」的方式達到最大的效益。

這也是這部片中，幫我們彙整，給無論是哪個國籍的青年觀眾最好的啟示，給下一代抗議者的啓示錄：把悲傷留給自己。這就是「標本化」的過程。

把電影留給「香港人」（Hongkongers）。當這個概念，被正式地定位在一部「斷代史」的最後一個章節，本文前述已論之，（舊的）「香港」之死、「新的香港」誕生之可能，又或者「香港人」的成形。然而，這些也都建立在，它可以「賣」。被標本化就能被拍賣。2021 年美國導演魏斯安德森談論法國學運精神的新作《法蘭西特派週報》（The French Dispatch）説：「所有的畫都可以賣，如果你不賣，就不要畫。」

「畫」如是，「話」亦然。

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中最「務實」的成員。所以，當《時代革命》說起它的故事，每個人說的「自由」都不一樣。有人認為香港可以最終像以色列一樣，有人說香港要的僅僅是能「法治下自由活著」，或許因此產生了「和」、「勇」之分。但重點是，每個人都能「賣」你口中的香港。若「香港」是活的，你忍心如此？

「香港」只能是一種隱喻

如今，「其後」的故事再怎麼煽情，在電影的世界，香港只能是一種隱喻。香港是一座巨型城市，地理上它雖不是島嶼，也有香港島，但香港島不是孤島，無論政治上接壤中美台，地理上接著廣東深圳。精神上，事實是，香港從來就不是國家。而今，香港不能再是「特區」。於是乎，如果不能用斷代來告別一種「香港」，那在「前線」的抗爭，大略也只能一個個轉化成服務青年感傷的青年敘事。

無論接下來是不是「獨立」的故事。無論是誰來說。當然也只有「香港人」能說。

寫在金馬影展開展前，《時代革命》四場已然完售。影片不能在香港放映，已經在坎城首映，且如前所述，目前除了坎城僅在東京、荷蘭放映過。所以「IDFA」、「東京 FilmEx 電影節」、「金馬影展」的金馬獎放映場，意外成為「香港人」檢視這部電影唯三機會。

這裏，「香港人」是影片最後字卡上，掛名的作者。卻也可以指涉所有願意成為「香港人」的觀眾。而且，金馬影展的放映，最大意義在於，是非秘密籌劃、事先預告、公開意圖的放映。是「民主」的放映，是放映證明了電影《時代革命》──「斷代史」的存在，（在元宇宙還沒成為政治事實的今天）是實體觀眾構成了電影的放映，於是觀眾可以是「香港人」。而毋論有多少「香港人」仍在、曾在台灣，台灣已經作為「前線」的一部分。未來，有一塊土地，透過一段影像的歷史，正在等著一群觀眾成為人民。

還是說，《時代革命》中出現的「前線」必須死，畢竟戰場如今沒有戰爭，只能看到「痕跡」。蔡明亮的《良夜不能留》（The Night, 2021）已經為我們印證這個不爭的事實。然而，若「前線」沒有死，那死的必須是人民。我情願選擇「前線」已死，而我們正在等待「下一個」復活。畢竟放眼世界，「無大台運動」最為動人之處就在，永遠還有「下一次」的彈性。

香港是海綿。這塊「海綿」會不會再是戰場？香港還可以是什麼？筆者不知道。因此我們期待電影、期待這部「香港人」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