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與人：國花的執念、殘念和懸念（下）

雖然，大多數現代人都不會討厭花市中的花，但這世上其實仍有許多人應該會覺得奇特甚至恐怖的花，只是這些花多處在偏遠的生態區位，默默地吸引屬於自己的「客層」，不會出現在一般花市「惹人厭」。當然，這也意味著，花的種類雖然不少，但可以勝任「一國之花」的角色者，多半還是大多數人所能接受的品種。除了很特殊的情況，應該不會有人特別選出會飄散「腐肉味」的花作為國花。

花，作為一種國家的象徵，主要是為了「彰顯」國家的性格或氣質。至於「驅敵」或「禦敵」的功能，植物界多半是留給其他部位去進行。

不過，究竟要如何讓國民愛上代表自己國家的國花呢？

我們可以從法國的鳶尾花開始說起。

雖然在法律上並沒有明確的認可，但很多現今的法國人依舊認定鳶尾花是最能代表法國的花朵。這種對鳶尾花的認同主要是來自於一則關於法國第一個王朝墨洛溫王朝第一位國王克洛維（King Clovis）的傳說。

在這則傳說中，國王克洛維的紋章本來是三隻蟾蜍，這三隻蟾蜍在承平時期對他很有幫助，但到了打戰時，卻似乎沒有助益。後來，有一天，有一位隱士在暗室內冥想時。發現一位天使拿了一個藍色的盾牌，上面畫著三朵鳶尾花，於是隱士就去請王后勸克洛維國王除掉盾牌上的三隻蟾蜍，以鳶尾花替代之。克洛維國王照做後，軍隊從此攻無不克，國家也從此贏得光輝。（鳶尾花這名稱是來自中國，但其在日耳曼語的語源應該是虹彩（Iris)。）

基本上，這則傳說雖然帶有濃濃的「上帝色彩」，不過，克洛維國王算是羅馬帝國崩解後，第一位穩住原本高盧地區情勢的人，他同時是將「法蘭克」這個部落名稱帶到這個地區，並且以「法蘭克國王」自稱的第一人，因此被認為對「法國民族意識」的形成影響非凡。（高盧雖是羅馬帝國最早建立也最富庶的據點，但其終究是一個行省，不算是一個王國。）

基本上，這樣的日耳曼部落民族意識應該也是歐洲始終很難統一的原因。不過，鳶尾花就這樣成為法國王室的標記，存在於歷代法國人的心中。

至此，我們從中看見國花的執念—— 所謂「物以類聚」，當一群人認同同一種標誌時，他們很自然就成了同一族人，而其他人則被視為「他族」人了。

當然，法國民族意識不會是光靠「共同的紋章」就可以形成的，最好還是讓所有的「他人」一遇到「法蘭西人」，就可以很快辨認出「法蘭西人」的不凡。而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讓「大家都講一樣的話」。法國最後一個王朝波旁王朝就在路易十三時，成立了法蘭西學術院，透過編纂字典的方式，告訴法國人「法語的標準是什麼」。

這樣一來，法國在擴張領土時，新領土的國民也就必得跟著學習「標準法語」了，而這也就是出生在科西嘉島的拿破崙所面臨的狀況。科西嘉島其實從西元1284年起就被熱那亞共和國統治，但在西元1768年時，卻突然被熱那亞賣給法國，這也讓西元1769年出生的拿破崙變成了法國人。不過，可能因為他是在科西嘉長大的緣故，他說話時仍帶有濃濃的義大利口音。也就是說，他的法語並不標準。

拿破崙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掀起的各種革命性旋風，不論成功或失敗，對世界後來的走向都是巨大而深遠的，值得另文好好探討。只是，大家經常忘記的是，拿破崙不僅是法國人的民族英雄，其實也在爭戰中激起了德國人的本土意識。

著名的格林童話的第一個版本就出現在西元1812年，鼓舞著全體德國人對抗拿破崙以捍衛自己的語言。西元1812年間，法國已經佔領了整個德國，並且開始推行「法國化」，只是擁有濃厚鄉土情懷的格林兄弟卻鼓勵德國人以「自己的語言」反擊。他們提出的語言規則和出版品讓許多人想要保存自己祖先獨特的歷史文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強迫說標準的法語。

只是，普魯士後來選擇先與拿破崙妥協並且結盟，所以要到拿破崙垮台後，法國本身後來又開始嘗試各種各樣的「體制革命」，柏林和維也納也發生了暴動，並引發了歐洲各地的人們開始尋求建立各種自立的政治體制。

下圖即為西元1848年的格林童話的封面，我們可以依稀看見許多日耳曼人探索自己和森林的關係。（曾經讀過『改編版』的『格林童話』的讀者應該可以記得當中很多故事的場景是發生在森林當中。）

當然，也有一些日耳曼人的後裔，想的不是「國家體制」或「國家形式」的問題，而是「如何用錢賺更多錢」的問題。當時的英國因為完成了「光榮革命」，將課稅權交給議會，開始「經濟財政的大革命」，創造了「國債制度」以及成立「英格蘭中央銀行」，並且積極向外拓展海外殖民地。

十九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Jevons) 因此率先提出邊際效益（marginal utility) 的觀念，並且洋洋得意地寫道：

北美和俄國平原都是我們的玉米田。芝加哥和奧德薩是我們的穀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場。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羊圈。阿根廷和北美的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向我們進貢銀礦。南非和澳洲的金礦則運到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替我們種茶葉。我們的咖啡、糖和香料則遍佈整座印度群島。

拿破崙不是不知道海外殖民地對經濟的重要性，不過，他始終沒有想出辦法對付英國的海軍還有籌措到足夠的資金應付龐大的軍費，因此在滑鐵盧之役敗下陣來後終於被流放到聖赫倫納島。

至此，我們看見國家主義的殘念 —— 國富民強似乎是所有國民對一個國家共同的期望，但應當如何實現並維持這個目標卻並需要面臨許多現實上的挑戰。

即便如此，在維也納會議之後，歐洲大陸各個新興民族國家莫不以此為目標而努力，最後不免將目標放到了亞洲。

西元1900年的八國聯軍就是當時歐洲列強難得的一次大團結 ，而其中也包括了積極想要「脫亞入歐」的日本。這樣的發展自然是使原本一直以「天朝」自居的滿清王朝頗為難堪。不過，這時的清朝在昏聵的慈禧主持之下一直無法找到革新的方向，而在西元1911年失去了江山。

取而代之的「中華民國」雖然有滿腔理想，但是當時銳意革新的革命黨人畢竟沒有國家治理經驗，最後使國家陷於分裂的危機。

西元1917年，不願國家分裂的孫文於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且創立黃埔軍校，目標在討伐北洋政府。到了西元1926-1928年，蔣中正就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尋求中國之統一和獨立自主。

另一方面，西元1919年，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展現了學子的愛國風潮外，也促成了「中國共產黨」於西元1920年的組黨，而其奉為圭臬的正是西元1848年由馬克思與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產黨宣言」。

此後，蔣中正北伐成功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西元 1929年曾試圖給予梅花法定紋飾的地位，只是提案在中國國民黨內部就遭否決，但是，詠梅已成為一種風氣。

下面這首「踏雪尋梅」是中國作曲家黃自於1935年的創作，從中或可聽見一些當時文人在中日戰爭爆發前的閒適心情。

只是，中國接下來就遇到日本發動的對華戰爭，進入許多知識份子眼中混亂到不忍卒睹、難以理解的一段歷史。

至此，我們看見梅花所代表的懸念：中國何以會是今日的模樣？到底是誰打贏了關鍵的戰爭？中國的未來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嗎？

這種懸念於西元1949-1950年隨中國國民黨一起撤退來台，轉化成為新一波的愛國歌曲。

至於，要怎麼回話，怎麼談判，應該是如今的台灣人民必須要自行凝聚共識的。

不幸的是，現今執政者因為掌握了媒體的優勢，只想操縱民意，而不是傾聽民意，台灣人民很難以現有的投票方式，參與國家的運作。

這也就成了國花的懸念：

「一個好的國家應該如何運作呢？」

德國的名相俾斯麥認為政府的任務應該是制定這些規則並維護之。他認爲時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講和表決得以解決的。時代的重大問題只有通過鐵與血才可以解決。

不僅如此，他還說過：「德意志不在乎普魯士的自由主義，只在乎普魯士的強權」。

不過，難道在國家的體制之下，就沒有個人主義的空間嗎？

比俾斯麥小十歲的著名工人運動領袖拉薩爾（Lassalle）就認為「國家的使命在讓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

這當然是很高的理想，但是，俾斯麥主導下建立的德意志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也確實曾經試著採用共和體制，施行國民議會所通過的憲法，史稱「威瑪共和」。這個共和體制雖然後來因為納粹執政而結束，但卻因為期間所成立的「包浩斯學校」（Bauhaus）帶動的現代設計理念而在現代社會中持續發揮影響力。

既然如今的世界，已經全球化，各國領袖所需思考的問題自然要包括：一個好的世界應該是怎麼樣的？一個好的國家應該是怎麼樣的？一個好的國家的國民應該是怎麼樣的？由於現階段各個國家的體制不同，所以各個國家需要的改造方案自不相同。可是，這才是「自由主義者」想要追求的目標吧：「讓每位國民都可以發揮自己的潛能，一起找到屬於自己國家的發展歷程！」

至於，世界應該是怎麼樣的？設計師都應該會同意，這應該要先列入聯合國的議程當中，由各國代表提案，讓各會員國一起去思考如何達成設計目標吧！

推薦參考書籍：

戰火中國（China at War) : 方得萬 （Hans Van de Ven) 著

大話方言：易中天 著

二十種語言，另眼看世界：Ｇaston Dorren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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