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達爾文提出進化論後,關乎生命起源的爭議便從未停過,其戰火更從科學燒到了宗教界,包括基督教與伊斯蘭等一神教在內,皆出現不少抨擊聲浪,批評此番假說是對"上帝造人"的大不敬。
而在伊斯蘭世界,穆斯林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接受度因區域而異,例如沙烏地自1970年代始便禁止學校教受進化論,更大力資助海外研究機構,意圖讓整個科學界否定進化論;但巴基斯坦、伊朗、黎巴嫩對此卻相當不以為然,其不僅批評沙烏地食古不化,更准許國內中小學教授進化論相關課程。但在某些規範模糊不明的穆斯林國家,想公然談論"進化論",有時就得碰碰運氣。例如位於巴爾幹的科索沃(Kosovo),有位伊瑪目就因此引發了軒然大波。
源於進化論的爭議 2018年10月,31歲的科索沃伊瑪目德里隆·加希(Drilon Gashi)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說道:"進化論是唯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當代理論",此片段一經播出便引發熱議,該國的伊斯蘭最高機構-科索沃伊斯蘭共同體(Islamic Community of Kosovo,阿爾巴尼亞語:Bashkësia Islame e Kosovës,簡稱BIK)隨即出手,將加希停職調查了幾個月。最後加希在今年8月喪失神職人員身分,成了一名無業的流浪伊瑪目。
這件事的爭點在於,加希雖肯定進化論的合理性,認為生物多樣性源於物種的不斷進化,卻也表示:
"只有真主才能推動、引領進化,科學理論到頭來並沒侵蝕宗教的信仰根基,反而還向人類揭示了真主的偉大!"
但對BIK而言,承認進化論本身就是對伊斯蘭教義的褻瀆,身為神職人員還帶頭挑釁,更是知法玩法、大逆不道,故加希其他"看似回歸宗教的說詞",一律被視作包藏禍心的煙霧彈,沒起到任何加分效果。
若由神學脈絡視之,加希的說詞帶有神導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的色彩,即肯認進化論的合理性,但又認為生命的起源是神一手促成;BIK則持傳統神創論(Creationism)觀點,套用神創萬物的解釋框架,排斥進化論等帶有科學色彩的理論。這在基督教是恆久的辯論話題,在同為一神教的伊斯蘭亦如是,只是模糊性又更高。
《古蘭經》與《聖經》不同,書中並沒有專門一章《創世紀》來講述真主造物的過程,相關經文多散見於《眾先知章》(安比雅)與《高處章》(艾耳拉弗)等,包含創造宇宙、萬物與人類的敘事:
"我確已創造你們,然後使你們成形,然後對眾天神說:你們向阿丹叩頭。他們就向他叩頭,唯獨易卜劣廝沒有叩頭。 "(7: 11)
"主說:當我命令你叩頭的時候,你為甚麼不叩頭呢?他說:我比他優越,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 "(7: 12)
"你們的主確是真主,他在六日內創造了天地,然後,升上寶座,他使黑夜追求白晝,而遮蔽它;他把日月和星宿造成順從他的命令的。真的,創造和命令只歸他主持。多福哉真主 — — 全世界的主! "(7: 54)
"不信道者難道不知道嗎?天地原是閉塞的,而我開天闢地,我用水創造一切生物。難道他們不信嗎? "(21: 30)
"他是創造晝夜和日月的,天體運行各循一條軌道。 "(21: 33)
而由上述經文可見,《古蘭經》並無明確表示"所有生物都是被一次性創造出來的",這種模糊性便為進化論開拓了潛在的論述空間。伊斯蘭世界最早在9世紀,便有類似進化論中物競天擇的說法,阿拉伯神學家賈希茲(Al-Jahiz,776–869)在著作《動物之書》(Kitab al-Hayawan,كتاب الحيوان)中提到:”老鼠會吃比自己弱小的動物,同時也要避免被蛇、鳥、猛禽等生物獵食。所有生物都會吃下比自己弱小的動物,再怎麼強壯的動物都無法逃離被吞噬的命運,在這方面,人與動物沒什麼不同。簡而言之,真主已將某些人視為他人的生命之源,也將後者視為前者的殞命之因"。這不僅是對生物活動的觀察,也蘊含政治現實主義思想。
無獨有偶,14世紀的阿拉伯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也在《歷史緒論》(Muqaddimah)中寫道:大地始於無生命的礦物質,香草與無籽植物最終演化出椰棗與爬藤植物,而人類強大的思維能力,其實源於"猴子的世界"。然而伴隨帝國崩解,伊斯蘭古典哲學被送進歷史的塵埃中,伊斯蘭世界的進化論最終只剩"西方達爾文發明的舶來品"這個形象。但即便如此,近代仍不乏與達爾文進化論對話的穆斯林思想家,例如提出泛伊斯蘭主義的阿富汗尼(Al-Afghani,1838–1897)。
阿富汗尼正好生長於反帝的年代,故其一方面呼籲被殖民的穆斯林團結起來,一方面則希望引進西方知識,以解放落後的伊斯蘭世界。因此阿富汗尼將達爾文的進化論做了新詮釋,即物競天擇不只是生物界的現象,也存在於思想場域,因此穆斯林為了生存,就必須與帝國主義鬥爭;但阿富汗尼雖同意大部分的進化論觀點,卻也認為生命是真主的恩典,即若無真主介入進化過程,萬物便沒有存在的可能。阿富汗尼的思想不僅為後世奠下伊斯蘭現代主義的基石,也形塑了伊斯蘭神導進化論的原型。今日盛行於南亞的艾哈邁迪亞派(Ahmadiyya Muslim Community)便繼承了這條思路。
艾哈邁迪亞派傾向用隱微的方式解釋《古蘭經》,並提出"人類是在真主監督下,從其他物種演化而來"的概念;其雖同意達爾文的進化論,卻認為物競天擇不會隨機發生,而是真主精心安排的產物。艾哈邁迪亞派也將某些《古蘭經》經文視為對宇宙大爆炸的佐證,例如:
"在那日,我將天卷起猶如捲軸將書畫卷起一樣。起初我怎樣創造萬物,我要怎樣使萬物還原。這是我自願應許的,我必實行它。"(21: 104)
"然後,他志於造天,那時,天還是蒸氣。他對天地說:你們倆順服地,或勉強地來吧!它倆說:我們倆順服地來了。 "(41: 11)
然而艾哈邁迪亞派雖選了一條科學色彩濃厚的路,也出版了許多宣傳伊斯蘭神導進化論的神學作品,卻始終是伊斯蘭世界的少數。一般穆斯林國家對進化論的接受度,通常取決於學校教育是否放行、以及放行多久。標舉瓦哈比主義的沙烏地自然強烈反對,其教科書更將達爾文描繪成否認真主創造人類的罪人;土耳其因凱末爾立下的西化政策,故教育系統在建國之初便開授進化論,直到2017年才將其從中學課程裡移除;伊朗則因革命後大行科學化路線,其教育體系自國小五年級便開始教授進化論,更搭配化石與地質研究,稱得上寬容。科索沃之所以會因進化論而開除伊瑪目,甚至不惜鬧上頭條,則與其近年來的再伊斯蘭化現象有關。
再伊斯蘭化的巴爾幹小國 科索沃於2008年單方面宣布自塞爾維亞獨立,目前還是個180萬人口的小國,國民有90–92%是穆斯林,以阿爾巴尼亞人居多,另有少數講斯拉夫語的波斯尼亞克人(Bosniaks)、土耳其人以及古拉尼人(Gorani)。雖說穆斯林佔了人口優勢,但科索沃的伊斯蘭曾經非常世俗,不僅女性鮮少穿戴頭巾,酒類也很普遍,且因美國曾介入1998–99年的科索沃戰爭,也協助當地的戰後維穩及重建,故科國人民普遍視美國為帶來和平的解放者,科索沃也稱得上是當今最親美的伊斯蘭國家之。
回顧伊斯蘭在科索沃的足跡,可追溯至奧斯曼征服巴爾幹前。巴爾幹曾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後為保加利亞帝國所治,也是拜占庭帝國的版圖一隅,基督信仰色彩濃厚。然而,伊斯蘭信仰仍透過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Andalusia)、地中海南岸以及匈牙利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s)等,一滴一點滲入巴爾幹,直到奧斯曼土耳其大軍壓境。而科索沃的伊斯蘭化起初靠的也是移民與貿易,例如來自敘利亞阿勒坡(Aleppo)的阿加家族(Al-Aga),其自1095年始便不斷向科索沃遷徙,直到1291年止;期間阿加族人為做禮拜,便於1268在當地建了座阿加清真寺,時至今日仍為民眾所用。
1389年科索沃戰爭後,奧斯曼正式將此地納入版圖內,城市中開始出現清真寺、公共浴場(Hamam)與伊斯蘭學校(Madrasa)等帝國建築,例如建於1410年的加茲·阿里·貝格清真寺(Gazi Ali Beg Mosque),其雖一度毀於1999年的科索沃戰火,但重建後仍能供民眾禮拜。但即便成了奧斯曼的勢力範圍,科索沃的伊斯蘭化進程卻相當緩慢,直到16世紀,科索沃鄉村仍普遍維持東正教與天主教信仰,伊斯蘭信仰只集中在城市裡。
然而16世紀下半葉後,科索沃的隱密基督派(Crypto-Christianity)卻多了起來,也就是某些居民表面看上去是穆斯林,暗地裡卻還保有基督信仰,會在星期五到清真寺做禮拜,又在星期日上教堂。這種現象的成因在於,有越來越多科索沃基督徒或為逃避吉茲亞(Jizya,針對非穆斯林男性徵收的人頭稅)、或為維繫人際關係而改信伊斯蘭教,但一時無法完全捨去舊有信仰,這才有了雙教並奉的現象;然而有時雙教並奉也有利益考量,例如某些奧斯曼的科索沃人會自稱穆斯林以逃稅,又在其他場合自稱天主教徒來逃兵,用信仰的模糊性佔盡雙邊好處。但教會對此並非渾然不覺,終於在1703年頒布詔令,禁止隱密基督派的教友領受聖禮,結果反倒流失教眾,從而加速了科索沃的伊斯蘭化。
然而這股風尚卻在前南斯拉夫統治下踢到鐵板,畢竟當時整個巴爾幹的政治主流不是宗教與民族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宗教說穿了就是種微不足道的社會現象,偶爾還得充當被鬥爭的對象。在這種政治氛圍下,科索沃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皆受土改波及,政府不僅沒收宗教團體的土地與財產,更大舉拆毀清真寺與教堂;後即便再有修復之舉,也難回過往榮景,人民心裡也被烙上難以抹去的印記,認為世俗化等於進步與解放,講求宗教教規與經文就是保守封建。故科索沃的伊斯蘭之所以世俗,可說是共產時代的政治遺產。
但遺產總有透支的一天。蘇聯崩解後,巴爾幹半島就因民族問題爆發南斯拉夫內戰,科索沃自然無法置身事外,最後北約介入轟炸,南斯拉夫部隊這才撤出科索沃。面對戰後一片滿目瘡痍,美國看到了建立民主政體的契機;但遠在中東的另一國家,卻看出了播種瓦哈比的沃野,那就是沙烏地。
現今科索沃共有800座清真寺,光在戰後由沙烏地出資協助興建的就有近百座,其背後資金透過慈善機構、私人匯款、政府撥款等管道,逐一滲入科索沃;除此之外,沙烏地更提供獎學金,吸引科索沃的伊瑪目到兩聖地之國學習"最純淨的宗教思想",內容包括:伊斯蘭教法至上、暴力聖戰、異教徒沒有人權等,並鼓勵其學成後重返科索沃,傳播瓦哈比主義。
就結果而言,沙烏地在科索沃的宗教戰略成本不高,但效果極佳,許多年輕一輩得科索沃穆斯林婦女開始拒絕與男性握手、甚至連交談都不肯,只因去過沙烏地的伊瑪目告誡她們此舉有違教規;過去某些科索沃清真寺內原本懸掛阿爾巴尼亞雙頭鷹的旗幟,象徵民族解放的鬥爭精神,但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此舉形同偶像崇拜,許多清真寺因此受到暴力威脅;伊斯蘭國崛起後,共有近400位科索沃男女奔赴前線,或成為聖戰士,或做聖戰新娘,國民人均參與率全歐洲第一,此一警訊令科索沃調查機構大為震驚,雖想施以限制,卻為時已晚。如今伊斯蘭國潰不成軍,返國的聖戰士家庭不僅難以適應故國水土,也不見容於制度體系,就像計時失能的炸彈,說不准何時會爆。
因進化論而失業的加希,過去也曾是負笈沙烏地的一份子,瓦哈比思想雖沒走進他心裡,卻住進了同事與前輩的腦中,並逐漸化進科索沃的骨髓血液裡。極端宗教思想喚醒沉寂已久的身分話語,卻也加劇社會分歧與矛盾,在不遠的未來,加希事件恐將不斷上演,宗教這把銳利的匕首,還會在科索沃的近代主體上,劃出道道血腥的口子。
溫和與極端的雙重壓迫 如今的科索沃社會,形同鋼索上的醉漢,宗教界漸往瓦哈比一方傾斜,民間的溫和派卻走上反伊斯蘭的極端。以頭巾為例,包頭巾的科索沃婦女在過去是文盲、落後、受壓迫卻無能為力的象徵,伊斯蘭國崛起後,又多了"聖戰士"這個形象。公私部門對於包頭巾的女性皆有一定歧視,不論是申請入學或求職,只要包上頭巾,註定難上加難;甚至連在大眾運輸工具上,也要面臨他人奚落:
"雖然你旁邊有位子,但我不想跟ISIS一起坐。"
加希雖丟了工作,但尚有溫和派的政治正確相挺,還上了不少電視台,在歐洲其他國家也圈粉無數,故未來仍不乏謀生管道;然而對於缺乏靠山的一般人而言,日漸極化的宗教政治終將逼使人人表態,雙方陣營對峙一陣後,便是刀刀見骨的廝殺,贏的一方搜刮版圖,輸的一邊蓄積實力,只待下次交鋒,人人被迫加入參與這場物競天擇的遊戲,這或許才是進化論在科索沃的真正勝利。
本文首發於11月20日 之《中東研究通訊》,並由其授權轉載,原文網址如下: 。 風傳媒專欄登載: 。 歡迎掃碼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