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條件》第二講：台灣共同體的歷史

台灣共同體指的並不是居住在台澎島嶼上的居民，也不是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人口，而是只一群具有堅定意象的政治行動者的共同體，希望讓台灣能夠成為一不受任何其他同等政治實體侵擾的政治實體，它歷史的產物，絕非任何超時間的客觀事物所能定義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能理解什麼是台灣共同體，那麼，從共同體誕生、成長，以及觀念演變的歷史中去理解，絕對是有必要的。

當代學者多半將對土地的關懷視為是台灣共同體歷史的發韌，但這實際上並沒有考慮到當時的政治行動者們對台灣政治的整體藍圖究竟意向如何，而這種單純的關懷是否也能銜接在其他非台灣的政治實體上也不違和呢?正如同一位印第安那州的居民雖然關心州內事物，但也同時是一位美利堅共和國的熱烈擁護者，這樣來說並不能指稱那位居民是一位將印第安那當成與美利堅平等而互不侵擾的政治共同體的擁護者，而只能算是一位熱愛鄉土的政治行動者而已。因此，當我們要追溯台灣政治共同體的開端時必須非常謹慎的意識到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有政治行動者將台灣視為一個國家，並且不和任何國家有任何主權上的隸屬關係。如果說將台灣當成一個國家，那麼歷史上的台灣民主國或日本時代的台灣共產黨綱領可以做為先驅嗎?這本身也是充滿疑問的，因為這兩群政治行動者雖然將台灣建立成國家當成短期的目標，但前者依附在大清帝國體制的威望之下，另一則依附在蘇聯共產主義的附庸，兩者並沒有將台灣當成與大清或蘇聯平等而可以結盟或競爭的共同體來看待。如此一來，只有到二十世紀後半我們才能在一些政治行動者的理念當中看到台灣共同體的形成。

二十世紀的下半是台灣長期遭受中國國民黨政權侵害、專權的年代，許多有關台灣主權獨立的思考也都是這個時候才被嚴肅的提出來。雖然早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敗亡於美軍同盟時，就已經有一些模糊的紀錄指稱台灣的部分仕紳希望在日本放棄台灣主權歸屬後宣布獨立(可見George Kerr的著作)，但實際上為何會在日中代管政府的勸說下放棄獨立自治，也讓日本時代就已經萌發共同體意志的說法令人感到懷疑。而到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多數台人意識到即便像王添燈等仍那樣提出依附在中國民國體制下但享有高度自治的權利乃是虛妄之後，尋求以台灣為界線的政治主權獨立成為其中一條路線。這其中也不乏有依據國際政治現實考量的聲音，比如說美國在聯合國中希望蔣介石能改變台灣的國家定位好讓中國與台灣能同時擁有聯合國得席位，或者是像國民黨溫和派的雷正一樣認為反攻大陸不可能，不如另立一個中華台灣國。這些聲音縱使已經為台灣的主權獨立形式提供了一個框架，但對於將台灣視為一個有政治自主意識的共同體卻還相當遙遠。而相對的，遠在日本流亡的台灣人卻真正提出了具有高度主權意識的共同體構想，不論是廖文毅的台灣民本思想，或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來受到外來民族壓迫的歷史，都提供了有意讓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行動者們能夠基於台灣歷史文化本身來主張政治獨立的可能性。

而後，在歷次與中國國民黨的抗爭當中，有關台灣主權獨立的論述屢屢被拿出來討論，甚至促成了台灣人對自身文化和歷史的重新審視與塑造，最後才真正產生出台灣共同體的理念。直到今天，民主進步黨承襲了台灣共同體的理念而在現實上與中國國民黨平起平坐競逐中華民國體制下的民主權利，有時會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而對中國民國框架或台灣人的歷史文化復興等議題於以保留，但在民間社會或深層的支持者團體中，已經有一股不小的力量去推動台灣共同體的實現，即便是民進黨力量衰弱時也能在民主的競逐當中壓制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社會的染指。然而，正如史明曾經說過，台灣已經錯過六O年代亞非獨立運動的高潮，要提倡台灣民族主義實屬非易。台灣愛國者的仍然必須在遙遙無期的現實政治狂潮中前行，要確認自身文化與歷史的法統而不至於喪失自己的靈魂，作為一個「焚而不燬」的命運共同體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