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0418
自立早報 張登及
二月下旬的兩件大事—鄧小平之死與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紀念，不僅立即吸引了全國的注目，無疑地，更將分別對我們的未來留下不可抹滅的刻痕與影響。無論從什麼立場出發，兩者都是歷史大事。事實上，全國各界對這兩件大事的討論早已充斥於各種媒體，甚至在其屆臨前許久，就存在著大量相關的材料。兩件事情看來沒有直接的關連，但重要的是我們對待爭議性歷史事件的態度，應該有共同的宏觀。顯然，歷史人物與事件具有不可回溯性與一次性，從而有其「獨特性」。也正就因為這種獨特性，將使任何斷章取義或片面化約流於武斷偏見，從而成為簡單化的口號宣傳。誠然，絕對客觀是毫無可能，但互為主觀的相對客觀則是做得到的。關鍵在於將歷史人物與事件重新置回歷史時空脈絡、考察事件與人物的政經社會背景，然後再以個人當下的價值判斷加以詮釋，庶幾能在主觀中保留客觀、微觀中兼顧宏觀。
如此回過頭來，筆者必須不諱言地指出，對上述兩件攸關我們未來的歷史大事，儘管現存論述不少，但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把握歷史宏觀原則的聲音並未受到社會的重視。對於鄧小平，或是如中共評價般的全面肯定，或是只著眼於「六四」的瑕疵；最多是將兩者權宜地雜揉再增減斤兩。以這種歷史眼光，不僅不能洞見未來大勢，終將為未來的新局所汩沒，屆時又是一番人云亦云。易言之，「六四」不能脫離「經改」與「開放」的結構，「經改」與「開放」不能脫離「文革」與近代史。人們也不應忘記鄧氏在「反右」中的角色與態度。
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作為近代台灣史規模最大的冤案，亦復如此。在當前國內多黨競爭的多元環境中，兩種互異的化約論卻居主導地位，甚至有激化宣傳的傾向。其一是對歷史冤案視而不見的逃避，片面地卸責於事件中少數的主人翁，這種舊有的殘缺觀念至今尚潛藏並暗中發酵。另一是對歷史的單因解釋，並將之歸咎於不能從社經結構與歷史脈絡得出的情緒因素。這兩種排斥宏觀為異端的片面觀點，與人們論斷鄧小平的時論一般，都不免落入「政治上綱」的窠臼。
歷史人物與事件當然要賦予時代的新生，從而自其中獲取安身立命的意義和歸宿。但在迫不及待地丟下歷史評價時，宏觀而冷靜的反省是重要而珍貴的。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與鄧小平逝世，不但是頭條大事，更是我們面臨的歷史轉戾點，如何對待將與我們興亡攸關。不會重演的獨特歷史固然不能帶來未卜先知的歷史智慧，但輕薄歷史，再多的「詔命」或「儀式」，終將失去歷史的眷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