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林擷英｜另眼觀看保加利亞電影《我不是教你詐》

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你，使你不再給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記你的兒女。(何西阿書 4:6 )

   保加利亞是位於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上的國家，與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北馬其頓、希臘和土耳其接壤，東部臨接黑海。坦白說，平時對於保加利亞的認識本就不多。這次若非保加利亞電影《我不是教你詐》（Blaga’s Lessons）代表該國角逐2024年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我個人其實只知這個國家的國民對生活滿意度不到六成，是歐洲地區「低開發國家」。他們的電影作品，坦白説缺乏觀看的興趣。

   我後來仔細了解保加利亞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成就，才知該國還真有一批著名的歌劇演唱家，例如：尼可萊·吉奧羅夫、柏里斯·克里斯多夫、萊娜·卡白凡斯卡、傑娜·迪米特洛娃、安娜·托莫娃-辛都和維塞莉娜·卡薩洛娃。此外，還有鋼琴家阿列克西斯·懷森伯格，以及藝術家克里斯多與珍妮-克勞德、朱勒·帕斯金和弗拉迪米爾·季米特洛夫等。

  在電影方面，保加利亞自1944年建立所謂「人民民主政權」之後，電影事業在1948年「國有化」，不久官方又成立保加利亞電影事業公司。社會主義國家保加利亞拍攝的第一部故事片是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卡林·奧廖爾》（1950年），這當然沒有什麼可以期待的。

   不過近年來保加利亞電影業持續發展，已在多個國際電影節獲得認可。例如，真實故事改編的保加利亞電影《浮生幸福路》（A Dose of Happiness）在2020年保加利亞電影節上獲得﹝金玫瑰獎﹞入圍，該片以誠懇和同理心大大吸引觀眾。保加利亞電影在敘事和製作質量上的提升，以及其在國際的影響力，當然也就日益提升。

   於是保加利亞的電影因而主題越來越多樣，但還是單純反映該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他們的電影最常表現的是歷史和政治主題，尤其是反映共產主義時期的社會變遷和挑戰。「保加利亞式幽默」也經常被用來評論社會問題，這種幽默一如「俄羅斯幽默」，真是需要居住當地，而且對當地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完全領會。另外，強烈的視覺風格是保加利亞導演獨特的手段，用來表達電影主題，比如使用水彩畫來描繪電影場景，便是其他國家罕見的例子。

   保加利亞電影《我不是教你詐》（Blaga’s Lessons）代表該國角逐2024年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這部電影透過影像與劇本折射出保加利亞社會的生存困境，同時也引發全球觀眾特別的關注。我知道這部影片早在今年(2024)一月中就已經在台北上映。我直到3月22日才在台中全球影城看到，4月初又看了一遍，內心的衝擊非常之大，印象非常深刻。

    首先，是電影劇情十分驚悚。70歲的退休教師布拉嘉（艾莉史科切娃飾演、時年也正巧70歲）正準備為剛過世的丈夫購買墓地，卻因突如其來的一通詐騙電話騙光積蓄。警察根本找不回她的錢，媒體卻發聳動的標題，連預訂的墓地都有被他人先行搶購的風險。

為了解決錢的問題，布拉嘉到處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收到工作邀約，卻是當騙徒取財的「車手」，她照辦了幾回，直到販賣墓地的人告訴她，要趕快付錢，終於使她踏上車手「黑吃黑」的犯罪之路。當詐騙集團找上門時，一位她的學生成為替罪羔羊，電影也戛然而止。

   其次，這部電影，從頭到尾，都是一鏡到底，一個情節緊接另一個情節，據說這是電影大師希區考克的拿手絕活。整部電影透過一段段情節，有序地透視出布拉嘉持續面臨的困境。種種困境還包括那位正準備入籍的女學生。

這位女學生來向語文教師布拉嘉求教，然而當她取得入籍資格時，也正是她送命的時刻，這個世道，真是令人不勝唏噓，也充滿諷刺。

此外，政客舉辦防範詐騙研討會的矯情、記者報導布拉嘉受騙經過的嗜血、同樣受騙上當竟然有退休警察、警方對於電話詐騙案竟毫無查辦能力，都令觀眾大大跌破眼鏡。

   再者，在弱肉強食的世界，道德理性退位的問題。起先我們知道70歲的退休教師布拉嘉是有信仰的，她的已故丈夫卻是尊崇列寧的意願遠比十字架更為深重，所以，在他的墓碑是要鐫刻列寧之星，而非十字架，她顯然已經放棄信仰。

當她的學生來到家裡慶賀兼感謝，布拉嘉為此出門買茶，逃過犯罪集團之追殺，卻讓那個可憐而且完全不知情的女學生替罪，希拉嘉自己默默走開。這使我對於退休教師布拉嘉的怯懦表現，非常之傻眼；生命只有一次，不抓緊活命機會，又將如何選擇？

   最後，我引影評人王善在﹝阿善 Café 的世界分館﹞的一段話作為結尾：「《布拉嘉的課程》（Blaga’s Lessons），引申解讀，或許可以被視為『保加利亞該面對的一課』，因此並非只是個人的單一案例，而是整體社會的寫照。」(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8571)

我覺得《布拉嘉的課程》（Blaga’s Lessons）固然是高階知識分子如布拉嘉這類的人應痛加省思，整個保加利亞人難道不該嚴肅面對這一課？無知的人無論如何良善，難逃命運捉弄；而知識分子跳脫倫理規範，豈不罪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