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丑：雙重瘋狂》談監獄的雙重邏輯：管理與矯正

＃拿掉小丑的角色以為在看法庭劇

　　事隔五年，《小丑》（2019）的續集《小丑：雙重瘋狂》上映了。雙重瘋狂的雙重，可指亞瑟／小丑（瓦昆菲尼克斯 飾）的雙重，也可指監獄與社會的雙重。本文想探討的是後者，社會如何看待受刑人？又是什麼樣的獄政體系，讓受刑人邁向瘋狂而永不得翻身？　

　　片中的亞瑟，在我看來，多數時候與一般人無異，除了善良、不歧視侏儒同事、聽媽媽的話之外，腦中也常出現許多小劇場，以至於不時會笑出聲來。

　　亞瑟得確犯了罪（殺人），在審判結果出爐之前，在無罪推定的原則下，亞瑟被關在監獄中，限制自由本身已是種刑罰（自由刑）；即犧牲了與親朋好友（所愛之人）任意接見、談話的自由。然而，亞瑟卻又再監獄中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如：吃藥控制情緒，避免過大的情緒起伏，或在大雨中沒有傘的淋雨走向會客室，或放風時不能坐在獄警（監所管理員）的位置，甚至被獄警刑求虐待等。其背後的邏輯反映的是「管理」的邏輯，而非「矯正」的邏輯。

　　何謂管理與矯正邏輯的差異？前者以美國為例，後者則以挪威為例。美國的管理邏輯，反映在監所管理上便是，不要出事最好，故以懲罰措施為優先。因此，受刑人已被剝奪自由外，還要再被剝奪尊嚴（像小朋友一樣的點名）、剝奪隱私（無隔間、無馬桶蓋的廁所）、剝奪與人互動的機會（表現不好關禁閉）、剝奪感受的權利（定期吃藥），不只生理上受到懲罰，心裡上亦受到懲罰。相對的，獄警在如此高壓、面面俱到、高高在上的管理下，如直昇機父母般的事事怕受刑人出差錯的管理下，獄警與受刑人的關係是緊張的、無溝通、什麼物品都先思考會不會成為武器的關係（被害妄想症，用有罪推定的眼睛設下繁文縟節的禁令，如：檢查信件），並未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或認為能夠改變受刑人。因而造成獄警流動愈高、常請假、罹患創傷壓力症候群（PTSD）比例較軍人高等問題，政府又需要額外投入更高的費用、更多納稅人的血汗錢，以維持眼不見為淨、多錯多錯、不做不錯的管理政策。結果就是，美國人口佔全球5%，但監禁人數卻佔全球25%（多數是窮人和黑人），且再犯率高。

　　相反的，挪威則是以矯正為邏輯，認為監獄本身已是懲罰，不應因坐牢而失去其他權利或機會，且多數的受刑人最終都將離開監獄回歸社會。故著重於如何讓受刑人在出獄後成為比入獄前更好、更能為社會所接受的公民（據調查我國目前有五萬多的受刑人，只有其中的37人永遠不會回到社會）。傳統認為嚴厲的監禁、嚴厲的懲罰是有效的。然而，美國的例子正好顯示，其結果只會導致更多的累犯和怨恨，且無所事事只會導致受刑人在出獄後與社會脫節，無法與社會銜接（再犯率，美國76.6%，挪威20%）。挪威監獄的做法是將監獄視為微型的社會，稱之為「正常原則」，即在監獄中營造「正常」的環境，讓受刑人回歸正常。

　　何謂正常？進監獄前，需簽署一份協議，同意想好好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了解自己為什麼做出這種事情，為什麼落得這種下場，要為未來改造自己，以便出社會後能融於正常的社會。因此，在獄中將受刑人當作一般人看待，保有犯錯的空間，營造與社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環境，能夠自由使用刀具、想吃飯必須自己做、想買食材必須自己買（監獄內有超市）、有自己的空間（一人一間寢室，包含家具）、有人際互動（甚至與獄警一起吃飯、一起運動、一起玩遊戲）。獄警亦在相對低壓、輕鬆的環境下，看著受刑人的改變，而更有動力做好工作，產生正向循環，自然減少流動率與缺勤。獄警不只是管理者，也是輔導員、教練、導師、陪伴者，是改變他人、改變社會的一份子。

　　綜上，挪威的案例並無法完全移植入美國，兩者在規模上、社會體制上、預算上、文化上皆有所差異。然而，此種矯正思維的管理，已逐漸影響美國，如：賓州監獄讓受刑人有自己的房間、能自己做菜、能與獄警同桌吃飯等，效果如何，是否可延續還需觀察。

　　 回到《小丑：雙重瘋狂》，相較於亞瑟在電視直播時殺人的瘋狂，社會的「偽正常」才是更大的瘋狂與不正常。在審判時，不斷凸顯亞瑟與正常人的差異處，而忽略差異背後的整體脈絡，如：亞瑟質問導演，只在乎辛羶色的話題性，而不在乎他的感受；在監獄時，不斷凸顯非平等、排外、暴力的人際關係；在戀愛時，只愛你（妳）眼中的他（她），而非作為人，獨立的他（她）。最後，送上一句德語課堂的造句：「Wenn ich glücklich bin, dann sind meine Familie und Freunde auch glücklich.」（如果我快樂，那麼我的家人和朋友也會快樂）亞瑟的瘋狂已是結果，而非原因。管理邏輯只是壓抑瘋狂與非正常，眼不見為淨，反映的是理論的、靜止的、不再變化的社會。相反的，矯正邏輯則是真正包容瘋狂與非正常，反映真實的、變動的、持續發展辯證與進步的社會。當犯罪發生時，除了捕未接住受害人的網及避免加害人再犯的網，還需補社會結構的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