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無法傷害我。」──沙特《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 by Jean-Paul Sartre)
如果說,沙特的自由之前提是上帝已死,那麼在生命的有限性與無意義中,不斷地以行動創造自身,於思索與選擇中尋找意義和可能性,便是《21 歲的臨終記事》的艾蜜莉向我們展開的,再現沙特式的對生命本質的愛和主動,以及面對人生意義的態度和反思。
短短三十分鐘的紀錄影像,攝影機對準的是生命已行至死亡渡口的丹麥女孩艾蜜莉。這是一部在向死神偷來的時間內拍攝的,結局已定的故事——即使接受肺臟移植後,艾蜜莉仍走向死亡──命數已定,「死」之真切,「亡」之必然,艾蜜莉正是在已知命不久矣的意識狀態下,過完她剩下的人生。
影像紀錄下的日日夜夜,她於死亡將近時和家人朋友間的相處談笑,她在呼吸管路下一吸一吐,以維持生存表徵的狀態,都似是對生命的告別,卻也是告白。她以堅定真誠的姿態活著,無畏逝去、熱愛生命本質的模樣,讓時間的有限性在艾蜜莉身上居然可以變成是無限大的、柔軟而不朽。
正因有限,才需要被極致地放大,大得無法容納死亡。
所以,儘管生活籠罩在死亡這樣無盡的悲哀裡,她卻眼神有光,淡金色的,似面紗般輕輕覆在所有的苦痛之上,爾後長出了花。
這朵花是如此地渺小獨立於人世間,向無限大的蒼空長去,試圖向星星的源頭探索;即使對於宇宙而言,她的存在微不足道,但對她個人而言,她已是一切。關於生命積極的哲學在此刻於焉浮現,超越疾病和時間的度量,體現存在的本真──當時間再與她無關,她獨立變成一種存於宇宙間恆久的存在狀態,她將自我實現與「當下」的概念緊緊依附,進化成沙特所言「存在大於本質」的超然狀態。
因此,作為觀看這場死亡的人,在她身上所看到的,絕對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屬於生命的靈光。
導演藉由記錄艾蜜莉注定在疾病中死亡的「必須」,來回應現代人在萬事紛雜、混沌不安的當代社會裡,仍需擁有一點點屬於「活著」的微小光輝。儘管電影篇幅不大,敘事簡單,卻正因它始終如一地專注在凋零本身,記錄死亡終將奪走意識的過程,所以這三十分鐘裡,時間的概念被具象化,成了不斷向遠處離去的河。而我們身在其中,終究明白自己其實什麼都抓不住,所以需要能看見,要能若有似無地觸碰,虛空流瀉之間不停鼓動、飽滿、波光粼粼、富有生命力的水泡。
其實在文學歷史上,有不少透過「自身疾病」或「親近之他人的死亡」來辯證、思考生死,和關照生命與時間/宇宙之關係的修復性書寫。透過寫作以喚回那些逝去的,未曾體驗過的人生時刻,來達到內在修復。同樣地,具能動性的個人內在療癒,以非語言的方式在艾蜜莉身上再現,讓她在身體機能逐漸喪失的過程中,仍能保有對凋零的好奇和想望。
而時間的概念在《21 歲的臨終記事》的影像中,也就因為疾病和非疾病的兩者視角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時間維度和行進方式──意即,儘管我們以觀看的角度,發現時間在艾蜜莉身上是有限又快速流動的,但在她的家人與朋友身上,卻又幾乎是非線性的、能被暫停的。其實在許多記錄將死之人的影片中,觀者也能發現那似乎可以永遠活在仍有他們存在的平行時空,和死亡似乎不代表消逝的可能性。在屬於死亡之後、生者凝滯的時空區間裡,死者總以另一種方式永遠存在,留下停佇在此的靈魂之影,改變生者其後的日子。
因此,當艾蜜莉決定在如沙漏般快速消逝的時間裡,以真實的感官去學會感受、體驗無限、拔除限制,實現死亡似乎未曾進駐她體內的自由存在狀態,我們作為和她的家人、朋友同樣目睹她離去的觀眾,無可避免地會因為她已脫離社會的時間運行、自成一格的性格,而受到感召。
看著艾蜜莉在屬於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愉悅地舞動、狂歡,她的靈魂充滿了力量、驚奇的喜悅,死亡的意義成為一場替疾病落下註腳的華麗舞蹈──其後,以及作為見證艾蜜莉因為疾病,而活在重新被定義的時間中的生者/觀者,需要重新思考的是死亡的不可預知性和必然性,以及要如何贖回自身的真實,並真正地「看見」對生命本身的愛與靈光。
劇照提供/公共電視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