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大一統」的執念，從歷史到現代，從政治到文化，幾乎可以說是一種病態的堅持。這種堅持，不僅僅是對國土完整的追求，更是一種社會結構和心理結構上的深植模式。在這個模式下，「穩定」被置於一切之上，「服從」和「順從」被當作基本美德，而個性、創新與挑戰常常被消磨殆盡。
這種病態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封建專制社會。大一統的社會，需要巨大的行政管理系統來維持秩序。為了讓統治階級能夠有效控制社會，每個個體都被迫進入「訓養」的過程：順從、忍耐、抑制反抗，所有不利於穩定的苗頭都會被扼殺。正如文章中提到的，「久而久之就只會留下那些溫順的小狗。」這種訓養，使得社會的創新能力被壓抑，個體的突破被阻絕，而整個社會就像高壓鍋般累積壓力，終有一天必然爆炸，導致王朝更替。
然而，這種「上而下」的權力結構，也不是完全沒有優勢。它的動員能力極強，如果領導者是明主，選擇正確方向，社會可以快速凝聚力量，實現短期的強大。但問題在於：歷史從未給予每個領導者都明智的保證，也未必每次選擇都是正確的。錯誤的代價巨大，大多數人承擔不起，因此歷史不斷重演。對比之下，台灣的經驗卻截然不同。台灣在民主化之後，經歷了長期的選舉制度、政治競爭與公民社會的培育。民主制度下，每一個政治決策都需要透過選票、討論與辯論來實現，而非單純依賴權力的集中。這種制度，使得「大一統的病態執念」無法在台灣生根。台灣人對統一與分裂的議題，更多的是理性討論，而不是心理上的病態焦慮。
民主制度帶來的「分權」與「檢驗機制」，讓社會不再依賴單一領袖或單一方向。個人的創新、意見的多樣性被尊重，社會允許失敗與修正，這恰恰是封建大一統社會所缺乏的。因此，台灣人即便面對中國大陸所宣揚的「統一理想」，也多數保持理性距離，不會陷入病態執念。
另一方面，台灣長期的政治競爭與選舉文化，也塑造了一種心理習慣：任何權力集中都需要接受監督，任何政策都需面對檢驗與評估。這種文化，使得「絕對服從」的心理模式被瓦解，個體的權利意識與社會責任感得以同時建立。大一統在台灣，不再是社會心理的唯一選項，而是一種理性考量下的政治選擇，而非強迫內化的價值。
總結而言，中國對大一統的病態執念，是封建歷史與專制社會長期演化的結果，是權力高度集中、穩定至上的產物。而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透過制度化競爭、選舉文化與公民教育，成功阻斷了這種病態心理的傳承。台灣人對大一統的態度，是理性、分權與自我檢驗的結果，而非歷史慣性使然。這也是為什麼，縱使兩岸文化有共通之處，台灣人對大一統的心理反應已經截然不同。
大一統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不斷上演；而在台灣，民主制度下的多元選擇，則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故事：權力不是單線通道，服從不是唯一美德，創新與挑戰同樣被允許存在。這種社會心理的差異，正是兩岸政治文化最大的分水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