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真的太想請假了。
但總覺得在某些業務繁多的時間不能請真的是我的良心...每天都在離職與否的心情裡反覆橫跳（才剛開始工作幾天而已啊我，好好笑）
總覺得工作對我來說是一件感覺複雜的事情，因為我的確有因為「工作」的這件事得到一些有趣的觀察。
交易的結構
比如說在補習班發生的交易必須要家長與小孩雙方（家長30%/小孩70%）都同意才能成交，但這兩種客群我覺得在意的東西既不一樣但又會在結論中完美的閉合（家長在意的是機構的專業度、能給小孩的教育成果之類的，小孩大概只在意好不好玩吧），以及其實補習班提供的產品是在整個升學環境的角色在於緩解家長（或者小孩）的焦慮，什麼樣的焦慮？我認為是生存焦慮。
我工作的地點是一個美語補習班，我認為英文的特點在於，撇除國文與數學，它是擁有最大可能性的一個科目與能力。這個最大可能性，我想不論是運用的廣度以及開創機會的部分吧？我猜。
因為語言是與人交流的部分，國文的交流範圍太小加上政治問題，數學稍微死板一點，要開創機會的話同樣也需要英文輔助吧。
但真的很有趣的事情在於，現在的教育環境正在變化，甚至是社會環境也在瘋狂變化，所有的東西都卷的要死，但整體教育制度與結構都還是維持原樣。
其實這讓我進一步的思考，究竟國民教育要完成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我認為具體而言，是政府希望他的國民在成為法定成年人時應具備的知識和素養是什麼樣子的。（但這會衍生的其他問題是：這些制定的人想像中的成年人，和實際會產出的成年人到底差多少，以及各位家長認定的成年人又是怎樣，這些小細節都會塑造整個結構一些細微的差異和階級之間可區分的標的）
教育本身是一個巨大又無法跨越的的坑，沒有人知道一個人在生長的過程中會變成什麼樣子，更多的時候只是照著社會的遊戲規則在圈圈裡跑，直到跳出圈圈之後就發現其實規則不僅僅如此，Bug是如此之多、卡Bug的方法也是不少，只是有沒有機會知道。
總而言之就是水很深，教育感覺是一個看似只有孩子的世界，背後卻是滿滿的關於成年人的心計。
愛的帳本
這個心計某部分來自於「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而這個計深遠是來自於父母身處社會之中的「生存焦慮」。
而計深遠的部分又與為之風靡的歐美教育大相徑庭，現在的父母試圖在這兩者間平衡，在生存焦慮與孩子的幸福生活中平衡，但在結構中要達到這種平衡，如果以平面的推論來看，似乎有更多的錢就可以解決，因為家庭本身就提供足夠多的後路給小孩，不見得需要以「教育」作為翻身的唯一路徑。
可是事實上，根據《上流教養》翻書：《上流教養》有錢人的小孩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裡，會發現是有更多的錢也不見得會更快樂。小孩反而要面對的是，當一個家庭有足夠的金錢與社會資源可以讓你無視遊戲規則，就必須要付出相應的成本，也就是犧牲自我的個體性去維護家族（整體）的地位與聲譽。所以有錢也不一定比較快樂，讓我們陷入痛苦與焦慮的部分或許不是有錢與否，是這個矩陣中的遊戲規則讓我們認為錢是萬靈丹。
或者我們要叩問的是要如何才能幸福嗎？我在大學裡認為的結論是幸福要由自己做決定才可以，我現在依然這麼覺得。
但還沒有決定權的孩子要如何幸福呢？幸福是成年人的特權嗎？要在什麼時候問孩子未來想要做什麼呢？要什麼時候「我」才會知道「我」想過的人生呢？
我一直都覺得在學生時期時問小孩你不讀書要幹嘛，是一個很卑鄙的問題，家長一開始就只用一條路來引導我不是嗎？現在要求一個還沒有完整認知的小孩提出一個成年人問題的解決方案真的卑鄙的要死。
但不論結論是怎樣，當我在接送小朋友的時候，發現他們的書包真的超過我想像的重量的這件事依然讓我震驚，我想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要面臨的事情吧？我前幾屆的學長姐畢業面臨的是疫情，我和我同齡的朋友面臨的就是AI加入職場的部分，誰知道他們未來會需要面對什麼危機呢？
總而言之，這是一點點小小的觀察日記。
在補習班工作的一個多月裡，再一次的認知到我為什麼一點都不想當老師的這件事。
我覺得在教育的這方面很容易被模糊的事情是老師與家長之間的在這之上的責任分界，有時候家長本身的責任外包，有時候是老師不懂如何因材施教。但真正的根本原因是我有沒有好好認識這個學生、我的小孩呢？
而身為一個老師如果要和每一個學生建立這樣的連結，除非有超能力，我認為我是絕對不可能辦到的。而且大概率只能和海倫凱勒與她的老師安妮·蘇利文（Anne Sullivan）有緣分吧？
但是關係也好，教育也好，我們都太習慣用「緣分」去解釋那些其實是人為造成的失敗，我們很常用緣分輕描淡寫的帶過在關係裡受的傷，但事實上，這一切只關乎我們自身的品質，我如果是正常人就絕對不會看幸福列車的笑話，但我不是，而我最終似乎也成為卑鄙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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