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整整齊齊的一家，最左邊應該是祖先
如果有看過《槍砲、病菌與鋼鐵》的讀者，應該相當熟悉裡頭的幾個有點奇妙的論述：歐亞大陸因為長的比較寬，科技（包含馴化的動植物）較容易傳播，而拉丁美洲因為長的比較直，橫跨多個緯度，氣候變化，所以較不容易傳播。
筆者過去在哈佛當「經濟成長史」的Teaching Fellow時，有一節課要教這本書，名為教，實為批判，有一個拉丁美洲移民的女同學上課發問了，問題很有意思：假設這論證為真，如果馴化的傳播速率在美洲比較慢，但為什麼哥倫布大交換後讓全世界受益的大量作物，都是在美洲「研發」出來的，這一個適切的「馴化模型」裡，什麼才是考慮進去的模型參數？
好問題，當時教書的時候，事前還真的沒想過，俗話說教學相長，道理莫過於此。這牽涉到馴化作一種「科技」的本質。
穀物馴化與產權
傳統的「新石器革命 (Neolithic Revolution)」認為馴化提供了生產剩餘，從而帶來了「產權」跟「國家形成」。而相關的論點則包含了斯科特的「反穀論」。
另一個觀點則是「共同演化」論，由Samuel Bowles (Santa Fe Institute) 跟 Jung-Kyoo Choi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發表在Journal of Poltiical Economy上的研究The Neolithic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rivate Property，則認為這是雙向的關係：馴化是一個大量試驗的過程，沒有產權，社會沒有誘因馴化動植物，而馴化後的動植物，比野生動植物更容易定義產權，進一步強化了產權的發展。
Bowles跟Choi的理論是建立在大量新的考古跟人類學的研究上，筆者亦在書評《萬事皆曉》時提到過，便是早期農耕社會的生產剩餘未必比採集社會高，然而農業（跟馴化）與產權有上述的「共同演化」的正向循環，一旦一個地方有了馴化，就容易強化產權跟定居生活，或一旦有了產權跟定居生活，便更容易引進馴化跟農業，於是並不需要農業「剩餘」來解釋國家與農業的共同形成。
馴化作為一種持續的「創新」過程
不過，作為上述論證的「個體行為」，便是人需要產權才願意「投資」馴化，而這目前主流的許多考古研究相當不同，像是2025年PNAS的研究的主張是「馴化」更像是無意識下的共同演化，而非有意為之，早期的研究如Melinda A. Zeder則認為「馴化」裡有更多人擇的成份，但多數考古學者不會把「創新」跟「馴化」認真的擺在一起，然而Bowles跟Choi的論述卻隱含了某種「投資」行為的邏輯。
然而，美洲的馴化作物卻有很多「精工細作」之處，許多專門研究玉米跟地方的學者，筆者跟一些科學家聊過，許多美洲作物常常都只有「馴化一次」，而非多個獨立馴化事件，而後又大量的挑選品系等，很難單靠一個「不小心」來形容這些作物的馴化，比方，我們很難說是「人類不小心」而讓玉米變成今天的樣子。
玉米的前身Teosinte與現代玉米差異極大。而根據現有研究，玉米的馴化主要是發生一次性地在中美洲，但該過程尚未馴化完全，即被帶到南美洲，接著被各自培育到馴化完全，形成至少兩個獨立的中心，終於被帶到了美洲各地（見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的文章），這種馴化軌跡，更像是有許多人的「大量嘗試」，而非是「無意為之」。另一個例子是馬鈴薯。野生的馬鈴薯毒性甚重，其「馴化的過程」也是依賴古代秘魯地區的原住民重覆挑選撿種的過程。
而筆者與在哈佛從事馴化研究的學者聊天時，每到此處，假如一切都不是湊巧，雙方都會感到困惑：究竟上古社群是怎麼「記錄」跟「持續進行」這些挑選的過程？宗教？村落的智慧？跟倉頡造字的傳說一樣，許多這些「創新」的過程，都融入到了文明神話裡頭，像馬雅文明的Hun Hunahpu。
當然，要驗證這一類的假說，其H0永遠都是「一切都是湊巧，Just A Lucky Draw」，比方說，也有研究說，玉米的祖先其實在古代長得像現代的玉米。但是Bowles跟Choi的資料的確提供了「產權發展跟馴化共同發展」的一些證據，又當筆者看到野生玉米祖先還有有劇毒的野生馬鈴薯的時候，總覺得存在著某個H1可以多多發揚。
筆者前後思索了這一問題，還是沒辦法回答當年發問的同學，或許再過幾年可以有些比較成系統的答案。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