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緬甸內戰現場： 加爾各答的漫長等待

我們認為這足以讓他了解情況的急迫性。接著我們走回旅館房間，一切再次就緒。有了合法的延長簽證，足夠資金，加上自己創作的新許可，我們強烈希望後者能夠過關。一旦收到克威齊柯的消息，隨時可以動身。

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克威齊柯還是無消無息。救世軍賓館有空房時，我們就搬回去。這次很幸運，我們拿到主館後方一層樓建築裡比較安靜的房間。至少，晚上可以睡個好覺，雖然每早總不可避免被報紙小販吵醒。他是個穿著寬鬆印度服飾的瘦削老人，帶著令人不耐的卑微態度，堅持每早都要將報紙直接送到我們房間。他會在清晨六點大敲房門，若我們仍在夢中，他會敲動門上的大鎖，直到我跳下床，以報紙的價格，買下寧靜。

「感謝您，先生，感謝您，先生。」他不斷低頭哈腰地說。

此外還有包著頭巾的直笛小販。比較年輕的小販沿著蘇德爾街便宜賓館叫賣他的直笛，一邊吹奏快速音階，展示樂器的各種曲調。我們從未買過直笛，但他也不曾放棄成交希望，三不五時就會佇立在我們房門口外。

加爾各答的熱度與濕度愈發驚人。三月剛抵達時，氣溫還能忍受；但五六月期間，隨著雨季開始，城市變成活生生的夢魘。每天大雨過後街道淹沒，洪水溶解街道上堆積的人獸排泄物，形成發臭汙泥，表面還漂浮著各種無法想像的髒汙。

外在熱度與臭氣雖令人作噁，但躲回房間也無濟於事。熱帶風暴經常導致停電，吊扇與電燈也失去動力。點蠟燭只是讓已然悶熱的房間火上加油。所以我們只能躺在床上，聽著屋頂的叮咚雨聲。偶爾，戲劇性閃電照亮房間，奇異閃光突顯牆上與天花板的諸多裂縫。有時雷電緊接而來，有如炸彈爆破般當頭砸下。

好一點的旅館，例如對街的費爾隆恩，會自備緊急發電機。晚上斷電特別惱人，少了電扇幾乎無法入眠。斷電時，我們就會醒來，全身是汗，聽著對面費爾隆恩的發電機啟動。

若斷電不是大雨引起，我們就會爬上屋頂，享受微風─在加爾各答空汙允許的範圍內。每晚若天氣允許，森倫習慣爬到屋頂進行呼吸練習，並做點運動。此刻孕程進展快速，她的小腹已經微微突出。

白天，為了逃離房內令人窒息的熱度，我們盡可能外出。幾乎每天早上都到蘇德爾街上一間嬉皮小店「藍天」去吃早餐；或者繼續走上十公尺進入另一個世界，在費爾隆恩那頭享用火腿、蛋與紅茶。

在「藍天」，西方與日本怪咖穿戴千奇百怪的服飾，有人甚至將鈴鐺縫在骯髒的棉褲角，喝著果汁，邊吃全麥麵包，邊吸迷幻藥。這裡永遠充滿顧客，在侍者的大聲叫嚷外，試著討論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或卡洛斯．卡斯塔尼達（Carlos Castaneda）。相反地，安寧的費爾隆恩則屬於另一個時代。旅館是一間殖民時代建築，環繞優雅、正式的英式花園，立於圍牆包圍的私人產業上。這樣的環境自然吸引比較富裕而保守的客群。

旅館主人史密斯先生是一名退役英國陸軍軍官，曾在二戰期間加入因帕爾─曼尼普爾戰線（Imphal-Manipur Front）。他的妻子是出生在加爾各答的亞美尼亞人，言語舉止的傲慢英式風格，比今日能在樸恩茅斯（Bournemouth）所見更甚。史密斯夫婦住在別處，不常待在旅館中。但每天下午，史密斯太太會搭乘司機駕駛的灰色大使牌汽車，胸前抱著兩隻白色小狗，榮耀進場。

她總是穿著正式晚宴服飾，以興致盎然的對話娛樂賓客，纖長煙管一頭戲劇化揮灑的煙圈似乎指揮著對話節奏。偶爾停下對話，以孟加拉語對穿著光輝禮服的謙卑侍者下達指令，氣勢十足的史密斯太太仍延襲著舊日的夫人（memsahib）傳統。

旅館多數賓客都是遊客，想體驗加爾各答的英印帝國餘暉。但也有一些長期住客，諷刺的是，多是來自蘇聯與東歐國家的技師，擔任西孟加拉邦馬克思主義政府的顧問。史密斯夫婦很少跟他們說話，或談及他們。但我們可以感覺，他們認為這些人是西孟加拉邦新秩序的不祥徵兆，漿領結帶的舊時紳士讓位給粗魯寡言的俄羅斯農民，後者卻自顧自的，不理其他賓客。

然而還有一些長期住客是西方人。其中之一是東尼，住在香港的活躍澳洲年輕人。他宣稱自己是自由攝影師，為不同旅遊雜誌進行亞洲報導。他在費爾隆恩住了好幾個星期，卻沒拍什麼照片，比我們在世界這一區常碰到的摳門攝影師來得有錢許多，因此引起疑心。我們懷疑他可能涉入其他買賣，但不想當第一個丟石頭的人，因此什麼也沒問。

因為比一般觀光客停留的時間更長（幾週過去，我們仍然等著克威齊柯），我們宣稱自己被困住了，正在等錢到來。這是一個合理解釋，因為印度銀行處理海外付款的拖延速度是惡名昭彰的。

擁有某種藉口非常重要。新德里的外國人人數眾多，城市較大且幅員遼闊，因此若招引了當局注意，還有許多地方可以移動。加爾各答卻不一樣，雖然印度人口眾多，城市本身腹地卻小，外國人通常出沒的地方很少：僅有蘇德爾街與喬林基街（Chowringhee）國立印度博物館東面破落區域上的旅館賓館。

我們經常在附近看到便衣警察，可從他們手上握的對講機輕易辨識。猜測他們應該在尋找黑市買賣、地下外幣交易、走私客，也許還有簽證過期的外國人。換句話說，這些都是通常在蘇德爾街出沒的人。

五月二十二日返回加爾各答後，我們一直保持低調，特別是在印度簽證於七月一日到期後。

以我們申請首次延簽的理由，我們無法再次向移民局申請延簽。當時我們宣稱將往南搭渡輪到斯里蘭卡，這是為了回答我們為何無法提出他們想看的回程機票。

此刻必須採取進一步動作。飾滿官印、簽名與照片的延簽小冊，就跟印度官僚一樣複雜、繁複而冗長。但延簽到期日卻僅用一般原子筆寫上：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我們注意到辦事員填寫日期時，用的是全印度都可以買到的最便宜原子筆，一枝七角五毛的黃色塑膠原子筆。所以我們從街上攤販買了一枝，以最小量的投資，在費爾隆恩的花園裡，創造出另一個月的停留時間：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既然有了手頭這些偽造文件，我們決定何不添加一些內容，讓整份文件更不合理的完美，讓人困惑誤導呢？既然野生動物攝影師的噱頭在新德里很管用，何不弄點證據來強化這個印象？

喝完茶，將文件收進背包，我們前往自由學校路上的二手書店。我們立刻看到澳洲的野生動物雜誌，目標是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的大熊貓標誌。找到之後回到房間，我用刮鬍刀將標誌連同瑞士地址裁下，貼在一張白紙上，讓它看起來像是有列印標頭的信紙。

以兩塊盧比的合理代價，跟每間印度郵局外都有的公共寫字員租借打字機。我擬了一封致新德里內政部的介紹函，信中要求當局「給野生動物攝影師柏提爾．林納提供所有必要協助」，造訪印度的野生動物保護區。行程中自然包含阿薩姆邦的卡齊蘭加公園與曼尼普爾邦的喀布爾─藍角（Keibul-Lamjao）公園。

寫好之後，我們跑到一間燈光昏暗的小相館複印。然而，複印本上仍能看到剪報邊緣的微弱陰影痕跡。我們用修正液塗過，再複印一次，就看來十分完美。店主對我們奇怪的舉動毫無興趣，只是無動於衷站著等他的盧比。

新文件與其他文件釘在一起。有了手上這批看來正式的文件，我們相信若困在東北地區檢查哨，地方警察應該會印象深刻。

但我們的時間快速流逝。雖然已經派發兩次電報，克威齊柯仍無消息，讓我們感到不安。森倫的肚子愈來愈明顯，孩子再過兩到三個月就要出生。

我們從未考慮返回泰國。我們非常確定終將成功，而且此刻已經無法回頭。我們變造的延簽在東北地區的偏遠檢查哨應該沒有問題，但機場官員的眼光卻更加銳利。數間報紙雜誌已經為報導預付費用。從專業的角度來說，若我們待在印度幾個月後返回泰國，將是嚴重丟臉的情況。

森倫甚至比我更堅持要繼續下去。一九八三年結婚時，我給她的承諾之一是有朝一日將重返緬甸叢林住一段時間。幾個老朋友也寫信給她，希望能再相聚。

因此我們耐心等待克威齊柯的消息，每天早上在報紙小販「早報，先生！早報，先生！」的謙卑聲音中醒來，也同樣在費爾隆恩旅館的花園中喝下午茶。

七月初，返回加爾各答六週後，沐浴在費爾隆恩旅館的午後陽光中，正喝著第二壺茶時，突然看到熟悉的身影從櫃檯跑來。我立刻跳起來。

「克威齊柯！你終於來了！你沒收到我們的電報嗎？」我大喊，驚訝把任何謹慎之情都吹得一乾二淨。

「有的，我收到了。昨天早上收到，我立刻搭同一天的火車下來。」

我們發出的第一封快速電報花了一個月時間，才抵達科西馬。其他電報應該還在路上吧。

當晚我們一起用餐，選擇自由學校路上一間安靜空調的中國餐廳，讓我們可以在不受打擾的角落自由談話。

「我已經試過能想到的一切方法。但迪馬普爾與科西馬的聯絡人堅持要等到總部回音才能行動。」克威齊柯以筷子比劃著。

回覆延遲可能是因為近日那迦蘭邦與阿薩姆邦之間的邊界爭議，這項爭議圍繞著兩邦共同邊界上的森林保護區。那迦蘭邦宣稱這些區域為其領域，並指控阿薩姆當局將孟加拉來的非法移民安置在此。一般人認為阿薩姆邦的穆斯林政客不想遣返這些非法移民，讓他們留下來就能擴大未來選舉時的選民基數。但若安置在阿薩姆核心區域，可能會被視為對當地印度教多數族群的挑釁。

六月四日，阿薩姆邦與那迦蘭邦警力在美拉帕尼邊界小城中交火。這場衝突造成多名警察死亡，邊境地區也遭到封鎖。這對我們來說是壞消息。不少那迦學生運動者在阿薩姆邦的喬哈特（Jorhat）被捕，讓情勢更加複雜。這些學生被控攜帶不實證件、非法武器與爭議邊境區的祕密地圖。有趣的是，這群那迦學生搭的吉普車，屬於那迦蘭邦警局副局長所有。

「此外最近還有突襲事件，就在迪馬普爾─科西馬公路上。在曼尼普爾邦，穆瓦哈的人還炸毀了兩座橋。現在，區域裡充滿警察和軍人。」克威齊柯繼續說道。

印度當局習慣到處抓「外國間諜」，指控他們在國內煽動族群與政治動亂。倘若我在東北區域被抓，又受到那迦學生協助，對當局來說，簡直就是金托盤上的一隻完美代罪羔羊。

但我們沒有選擇。我們無法再等，因此就在自由學校路的中餐館裡擬定新計畫。克威齊柯將返回科西馬通知他的聯絡人，無論是否收到總部確認訊息，我們都即將到來。同時間，為了躲避加爾各答雨季，同時也避免在救世軍賓館住太久，我們將上到大吉嶺（Darjeeling），並在那裡等候。接著我們將在大吉嶺會合，一起前往迪馬普爾；迪馬普爾將為我們安排抵達時的藏身處。無論事態如何演變，我們都不會再返回加爾各答。

克威齊柯在加爾各答的朋友家住幾天，等待我們完成行程準備。雖然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對我們的跨界要求缺乏反應，令我們有些惱怒，但有他在此仍然鬆了一口氣。至少重新拉上聯繫，我們也發現在印度以電報溝通不是個好主意。

前往移民局申請大吉嶺通行許可並不可行，這個神祕許可是針對外國遊客。另一個方法是飛到大吉嶺山腳下，靠近西里古里的巴格多格拉（Bagdogra），取得山間避暑地附近區域的兩週通行證。

由於綿綿無盡的拖延，我們再次發現自己手頭上的錢不夠了。但是發電報回歐洲等待匯款的時間太長了。

我建議可以試試有錢的東尼。他曾提到自己很快要前往曼谷，因此我們可以跟他借錢，給他一張證明，讓他可以從我的曼谷銀行戶頭中提款。

「但你必須跟他說實話。除非我們坦白，怎麼能期待他會相信我們呢？」森倫指出。

當晚我們到費爾隆恩去，敲了東尼的房門。他似乎很開心看到我們，邀請我們入內。

「東尼，」我開口，「你可能好奇我們為何在這場惡夢裡待了好幾個禮拜。」

「是啊，當然。但這是你們的私事。」

「我們有個困難，需要你的協助。」

我仔細解釋計畫，出問題的部分，以及我們為何需要借兩百美元。接著，我將存款簿跟寫好公證的證明交給他。

「沒問題，朋友。我可以借你錢。既然你們相信我，我也相信你們。你們可能也好奇，我在這邊待了幾個禮拜做什麼。」

我說我確實好奇，但這是他的私事。我說一開始曾懷疑跟毒品有關，但他看來不像那種人，所以我們認為他可能是黃金或鑽石走私者。東尼笑了。

「事實上，兩者都有。運黃金進印度，送鑽石出印度。我們一個運貨人帶著貨跑了，我服務的團體正在找他。老闆沒說好以前，我不能離開這裡。」

交換背景並拿到錢之後，我們也交換了地址。東尼邀請我們到香港時找他，這趟跨境之旅預期將在香港結束。

「我永遠不敢嘗試你做的事，東尼。」

東尼微笑。

「朋友，你跟森倫做的事更危險。若不是親耳聽你說，我會說你們瘋了。」

「我們香港再見。」我們告辭離開，走回對街的救世軍賓館。

離開之前，我們還需要一樣東西。我在加爾各答的新市（New Market）中曾看到一些不錯的真人假髮。我認為需要快速換裝的時候，這是個不錯的染髮替代品。離開加爾各答的前一天，我去了一個街區外的新市，這是紅磚攤販形成的大型市集。一開始試戴各種假髮讓我全身彆扭，特別是還吸引了許多路人眼光。一如先前決定的，森倫不斷取笑捉弄。但原本想好的戲班掩護也用不上，假髮小販只想賣個好價錢，對我的用途毫無興趣。做出選擇後，我們將價格殺到一百五十盧比。

這一天是七月五日。翻看日記，我發現這一次在加爾各答整整待了四十五天。我們從費爾隆恩旅館搭計程車前往杜姆杜姆機場時，東尼在場揮手道別。

「這一次我們一定成功。」計程車中我抓著森倫的手，在噪音裡駛過北郊的顛簸道路。

我們抵達機場時，出境大廳充滿一股困惑氣息。成群旅客圍著報到櫃台激烈爭論，其他人則匆匆繞過建築物裡隨意堆放的行李。一段時間後我們發現當天稍早有架貨機墜毀，破壞了跑道。所有班機都取消，等待進一步指示。

一架由河內飛往莫斯科的俄羅斯航空班機在意外發生前暫停降落，但跑道修復前也無法起飛。我們聽說往巴格多格拉的班機可能會在次日起飛，但沒人能肯定。印度航空櫃台地勤建議我們返回城裡。我們並不喜歡這個建議，因此到處打探消息。不久之後，我們發現有些乘客拿到機場旅館的住宿券，就在十分鐘的三輪車程外。我也走進主管辦公室想要取得住宿券。

「抱歉，先生，這只給過境旅客。你是從加爾各答出發的。」

決心不想放棄，我去找了機場經理。他的辦公室一片烏煙瘴氣。我加入另外三名受困的印度乘客，以公平不計的手段，一起向不幸的官員提出訴求。

「這實在太丟臉了，你竟然要將我們推回沒地方住的城裡。」一名穿著整齊西裝，手持公事包的瘦小乘客發出第一砲。

「我們是善良的乘客，不是壞人。」中年男子幫腔。

「我懷孕的老婆還在外面等。」這是我的貢獻。

「但我已經告訴你們只有轉機旅客才有免費住宿呀！」經理反嗆。

「我們也是轉機啊。我們又不是加爾各答人，這裡也不是我們的原生地啊。」第四名乘客又補上一刀。

爭執持續大約一小時，最後大概為了擺脫我們，經理從文件櫃中拿出住宿券，甩在櫃檯上。

我們帶著勝利離開。森倫與我搭上三輪車前往旅館，大廳中擠滿其他受困旅客，主要都是俄羅斯航空的乘客。機上有年輕的越南人，多數穿著藍色牛仔褲與棒球帽，要前往東歐國家念書。還有我們在費爾隆恩看過的俄羅斯人，同樣安靜，難以交談。

機場旅館的客房比過去幾個月住過的任何房間都好。乾淨，擁有空調，以及最重要的，不像救世軍賓館，令人感謝地沒有臭蟲與蟑螂。

住宿券包含晚間自助餐，因此我們也加入餐廳外的飢餓長龍。以一般印度用餐習慣，晚餐在晚間九點提供，但因為大批人潮，備餐十分緩慢。俄羅斯人無視周圍眾人，推擠到前方。經過一小時的等待，如洞穴般照明微弱的餐廳大門終於敞開。在俄羅斯人領導下，群眾衝進餐廳。一如那些靈光乍現的印度式諷刺片段，此時餐廳突然響起《齊瓦哥醫生》電影主題曲。

次晨我們抵達機場時，俄羅斯航空的機械仍然卡在跑道上。經過無法避免的困惑與延遲，小飛機終於朝巴格多格拉起飛。抵達後，沒有任何困難就在護照上取得大吉嶺的十五天通行證明，並跟一對從阿曼（Oman）來休假的年輕英國夫妻克里夫與茱莉一起搭計程車上山。他們顯然對整趟行程中不斷的騷擾與阻礙感到心煩。

他們住進溫德米爾旅館，相當於大吉嶺版的費爾隆恩；為了省錢，我們決定住在郊外山坡上的青年旅館。爬上青年旅館，是從穆蘇里以來首次真正有機會進行山區步行練習。此刻特別重要，因為森倫的孕期已經進入七個月。

「還好嗎？你能撐到克欽邦嗎？」攀登大吉嶺蜿蜒的山區街道時，我焦慮地問。

「沒事，只是比較困難一點。」她回答。

雨季很快隨著我們抵達大吉嶺。濃霧、水氣與雲層環繞著舊時的山區避暑地，大雨幾乎每天傾盆而下。天氣偶爾清朗時，我們才能看到整齊小屋，彷彿從英國鄉間直接移植到此地。除了吃飯與運動，我們很少離開青年旅館；某天晚上，我們走到溫德米爾，跟克里夫、茱莉一起在火爐前喝杯啤酒。

他們不能理解在森倫懷孕的狀況下，我們為何跑來印度；我一抵達大吉嶺就改變外貌，更讓他們困惑不已。我把鬍子刮掉，頭髮剪得很短，以便後續需要變裝時，更容易穿戴假髮。我承諾會給他們寄信，解釋一切原由。若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計畫，大概會覺得我們瘋了。

我們的計畫對他們來說確實無理；事實上，經過這麼多挫折，我們的忍耐度也很低，疑惑與恐懼已經難以壓抑。再一次，原本以為的數日等待變成一週，仍舊沒有克威齊柯的消息。我們已經逼近投降邊緣，花費大把時間自我打氣。

接著又發生另一件震驚的事。我們開始清理森倫的攝影器材，這些已經放在袋中一段時間沒有使用。令人驚恐的是，大吉嶺的潮濕氣候與青年旅館的霉氣內裝，導致鏡頭內部發霉。相機的取景窗甚至出現雪片般的大白點。我們幾乎崩潰，認定相機已經沒有用了。

我衝到大路上的相機店，卻被告知這只能送到加爾各答處理。由於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只能採取另一個選擇，並祈禱會有用。我們衝到大吉嶺每間診所、醫院與藥局，收集空藥罐中的小包除濕劑。想到這些除濕劑應該已經吸飽水氣，我們還在房間裡點蠟燭將它們烤乾。我們在相機包中塞滿除濕劑，祈禱至少能防止黴菌蔓延。

我們的注意力轉向相機維護，森倫決定要徹底清潔相機。但此時她一個手滑，手指戳進快門，損傷了細緻的機關。我們手忙腳亂試圖搶救，卻一事無成。所以我只能回去找相機店。

「這個你也得送到加爾各答去。」店長哀傷地搖搖頭。依舊熱心的店長甚至還提供推薦維修店的地圖，就在新市旁邊。我掩飾我的懊惱，和他聊上幾句後返回青年旅館，感到近乎絕望。即便此時克威齊柯終於再次現身，我們也沒有可用的相機。

在青年旅館中，我們與隔壁房的年輕澳洲旅人伊恩還談得來。當晚坐在他房裡，我們跟他說了相機的事。他不發一語，卻帶著笑容探手到背包裡。驚訝之中，他拉出鐘錶師傅的工具盒。我立刻衝回房拿相機，他很快地以專業器具輕柔撥弄機器。

一小時後，他將相機交給森倫。她按下開關，快門裝置運作順暢。我們幾乎無法置信。為了表達謝意，我們邀請他到溫德米爾享受一杯爐邊啤酒，深知這不是省錢旅客常有的享受。

解決了相機的問題，我們開始憂心那疊文件。坐在青年旅館中，外面大雨滂沱，有時我們真的相信終將成功，但反動快速反撲，滿腦子又開始憂慮霉斑以及無窮無盡的負面後果。

雖然延簽小冊與世界自然基金會介紹信上的「改造」日期看來沒問題，我們仍然擔心舊的通行許可證。我們將「五」改成「七」，接著又試圖讓數字看來像「七」；整個看起來就是一團亂，又過於明顯。

在此之前，青年旅館中大約只有四到五名旅客。突然間卻湧入一群來自馬德拉斯（Madras）的技術學生，正在進行某種旅行。他們晚上製造驚人噪音，大聲爭論，團體合唱，還上奔下竄，讓我無法入眠。

難以入眠的夜晚，我坐在樓梯上，抽著菸斗，無神地看著前方的水泥牆。一個想法突然憑空出現在腦袋裡。一九七七年前往大吉嶺北方的錫金（Sikkim）限制區時，我曾在新德里申請通行證。當時內政部問我想在新德里取件，還是給我一封致大吉嶺副局長的推薦信，再從他的辦公室發出通行證。由於我在印度國內四處旅行，因此選了後者。

次晨，我前往一間大吉嶺的法律事務所。他們慷慨借我打字機；我坐在沒人看得見的角落，開始編造：

印度政府對您將於一九八五年七月前往曼尼普爾邦的喀布爾─藍角公園訪問一週，並無異議。您的內部邊界許可證（Inner Line Permit）將送到迪馬普爾的次區行政官（民事），您可在該處取得許可後，前往因帕爾。至於造訪卡奇蘭加公園，很抱歉您未獲許可，因為四至十月期間該公園將對外關閉。

我們僅獲准參訪一個公園─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公園，聽來甚為合理。列出迪馬普爾為發證單位，不僅能讓穿越阿薩姆的行程順利進行，也能解釋我們手上為何沒有通行證。

離開事務所時，我感謝律師慷慨借我打字機。接著走向大路上的格蘭納點心店，森倫在此等我。我加入她，將信攤在她眼前。

「看起來不錯。」她笑道。

我點了一壺茶，在桌上簽名，並押上日期章。再度，我們已無數次準備好啟程，相信這一次一定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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