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談外蒙古欲恢復老蒙文

日昨此間報載外蒙古將於2025年全面恢復傳統蒙古文，新聞內容對近代外蒙古政治演變、蒙古之始創及演變多語焉不詳，且有若干錯誤，按蒙古崛起之初，未有文字，十三世紀初滅乃蠻之後，俘其大臣成塔塔統阿，遂命其以及回紇字母拼寫蒙古語，由是始有蒙文，按乃蠻、克烈係操突回語之民族，有可能係西元九世紀中葉回紇汗國被黠戛思汗國（今吉爾吉思）擊破，向外逃亡時，仍留在漠北之遺胤，因此仍使用回紇文。

由是自蒙古成吉思汗滅乃蠻後，蒙古始有文字，一般稱之為回紇式蒙文，或老蒙文其後忽必烈建立元朝後，由於佞崇吐蕃喇嘛教，乃命吐蕃薩迦派喇嘛八思巴另創蒙文，稱八思巴蒙文或新蒙文，此項新蒙文並不適合蒙古語，元亡後即不流行，蒙古民間仍沿用老蒙文，之後蒙文仍有若改革，外蒙古自1924年在蘇聯操控下宣稱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積極「去蒙古化」，一切傾向蘇聯化，之後強迫外蒙採用與俄文相同之息立尔字母拼寫蒙古語，此謂之息立尔蒙文，也有稱之新蒙文者，此次外蒙宣布將於2025年恢復使用回紇式蒙文（或稱老蒙文），本文擬此一問題作一分析。

在國史長河中，蒙古族是最晚登上歷史舞台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蒙古」一詞（或與其諧音）最早見於史傳者，為兩《唐書》，分別作「蒙兀」、「蒙瓦」，為諸多「室韋」之一部，而室韋係東胡系民族，尤其近代頗多學者認為「室韋」係「鮮卑」一音之諧譯，因此可確定蒙古為東胡系民族。

歷來論蒙古族之族源，向有多種不同說法，如：匈奴說、突厥說，華夏說，吐蕃說……，可稱眾說紛云，莫表一是，但以高博彥於其所著《蒙古與中國》一書所稱：

高氏之說確屬的論，本文認為在北亞地區，東起大興安嶺西端之呼倫貝爾大草原，西到裏海東端之哈薩克大草原，南抵萬里長城，北至西北利亞，在此廣袤之空間，地域雖大，但地形地貌差異不大，自亙古以來，即為眾多游牧民族生息空間，此一空間之自然條件相當一致，如所周知在近代交通發達之前，人類生機類型，往往受生存空間自然條件之制約，因此生息於此一空間之諸多游牧民族，彼此生活習俗，也大致相同，而游牧生活活動空間較大，彼此在語言上，不免互相吸納，吾人不能因為蒙古語彙中有若與歷史上某個民族相似乃至相同，遂認定蒙古為該族之後裔亦甚至更將祖孫顛倒認定歷史上某族為蒙古族，吾人應知在沒有足夠證據能夠確實證明蒙古確為歷史上某一民族後裔之前，何必急於為蒙古族找一個祖先？所以本文認為蒙古族自成一系也就是說蒙古族就是蒙古族[2]。

在西元十三世紀以前，蒙古民族部落林立，莫相統屬，是一種強凌弱。眾暴寡的型態。其後博爾濟吉錦氏（或作孛兒只斤氏）的鐵木真崛起，歷經千辛萬苦，逐漸統一蒙古各部，於西元1189年（南宋孝宗、趙眘映淳熙十六年）稱蒙古汗，其統一蒙古各部，得到操突（厥）回（紇）語系克烈部長王汗之助獨多（王汗，或作翁罕，其本名為脫斡憐勒，以其曾受女真金朝封為王，而又自稱汗，一般文獻遂稱之為王汗，訛為翁罕），在草原上唯力是尚，未幾即與克烈兵戎相見，鐵木真滅克烈部，將其部眾納入蒙古，此部成為後日衛拉特（即明代之瓦剌）四部中土爾爾扈特（衛拉特，清代為厄魯特或作額魯特），之後，又攻滅乃蠻部（也為操突回語之民族，聚牧於今外蒙古西部科布多一帶），於西元1206年稱成吉思汗（意為眾汗之汗或萬王之王），建立「大蒙古國」（蒙語讀若「伊克．蒙兀兒．烏魯斯」，從此向外擴張。

當蒙古汗鐵木真攻滅乃蠻部時，俘獲乃蠻部之塔塔統阿，身懷印章，按乃蠻為當時漠北草上之「文明古國」，乃蠻稍早文獻作粘拔恩（也乃蠻一音之諧譯），使用回紇文，初臣服於耶律大石所建之西遼（西方文獻均稱之為喀喇契丹，意為黑契丹，在北亞草原游牧民族語言中，「黑」具有純潔、神聖之意，如純蒙古族稱黑達達，其後被征服或歸服蒙古者，稱白達達或野達達），其後女真族之金政權強盛，又臣服於金，金政權封其酋為「大王」，渠又自稱汗，遂訛為太陽汗。蒙古汗鐵木真遂命塔塔統阿以回紇字母拼寫蒙古語，此為蒙古有文字之始，一般均稱之為回紇式蒙文或老蒙文。

回紇係中古時代雄峙於唐朝北方之強大民族，建有回紇汗國，其主要聚居地區在今外蒙古，回紇人早期使用儒尼體的突厥文，關於此點可從其磨延啜可汗（747～759年在位，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六年至肅宗李亨乾元二年）碑銘的出土，得知其為突厥文[3]，突厥文既非純粹的音素文字（即一個符號代表一個母音或子音），也非純粹的音節文字（即一個符號代表一個音節）；突厥文約有三十五個字母，母音五個、半母音兩個，其餘為子音，通常由右向左橫寫，但也有時由左向右橫寫（此稱為牛耕式寫法），字與字之間以一個點和兩個點作為隔離[4]，關於此點，可從已發現的《闕特勒碑》得到證實。據近代大陸知名學者林幹所著《突厥與回紇史》列有突厥文字母三十九個，其形式如所附（取自林幹所著書頁134）：

從字型看，與後期回紇文無關，自然可看出蒙古成吉思汗命塔塔統阿以回紇文字母拼寫蒙古語之回紇字母，不是突厥文字母。

按回紇汗國強盛時，吸納了許多今中亞地區昭武九姓粟特人，進入回紇汗國統治階層，代回紇汗國從事「外交」、「國際貿易」，尤其唐肅宗李亨召來回紇軍助其平定安史之亂、收復兩京，並帶回摩尼教傳教師，從此回紇汗國以摩尼教為國教，而摩尼教傳教師全為粟特人，於是乃以粟特文字母拼寫回紇語，遂不再使用儒尼式突厥文字母，但真正流行則晚到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攻滅，向四處逃奔後（黠戛斯攻滅回紇汗國，事在西元840年），向西到高昌（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唐太宗李世民時，攻滅麴氏高昌政權，將高昌設為西州），建立高昌汗國（或稱高昌回紇或西州回紇）後，粟特式回紇文（如附圖）始大見流行，此項粟特式回紇文或稱窣利文，源自阿拉美文，其字母因時代不同，少時只有十八個字母，多時有二十三個，其中二十二個輔音（子音）由十八個字母表示；八個元音（母音由五個字母表示。在早期文獻中，一個字母有時表示兩個以上的語音，後期文獻才在相應的字母左右加一個或兩個點以為區別。

字母依其在詞中的位置，分字頭、字中、字尾等形式。句讀符號用一個或兩個點表示，段落用對稱方形的四個點「※」加以區分。

突厥人或回紇人都使用這種文字，因此稱之為回紇文。乃蠻人就是使用這種文字，十三世紀初，蒙古汗鐵木真攻滅乃蠻部時，就命乃蠻大臣塔塔統阿以回紇文字母拼寫蒙古語言，但在形式上有所改變，此即所謂回紇（回鶻）式蒙文，一般稱之為老蒙文[5]。

雖說回紇式或老蒙文是借用回紇字母拼寫蒙古語言，但在形式上卻有了很大改變，粟特式回紇文書寫方式是自右向左橫行，轉化為老蒙文後，變成自上向下直行，而且是自左向右，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雖然使用了回紇文字母，卻與回紇文在形式上有了很大改變。

自蒙古成吉思汗命乃蠻部塔塔統阿以回紇文字母拼寫蒙古語、創制了蒙文，可知蒙文是表音文字，按目前人類文字可能有數百種之多，但如依其結構分析，則只有表音與表意兩種，表音文字必須讀出聲音，始能知曉其意；表意文字，則必須看到文字始能明白其意，目前使用人口超過一千萬之表意文字，只有漢文（一般人均稱之為中文，意為中國的官方文字，如細予推敲，似不甚妥當，蓋中國境內各邊疆少數民族使用之文字如：蒙文、滿文、維吾爾文、藏文……等，也都屬於中國人使用的文字，也都可簡稱為中文，但以漢文為官方使用的文字，因此所謂中文不應專指漢文），其餘，概屬表音文字。

自成吉思汗命塔塔統阿以回紇字母，創制回紇式或老蒙文後，遂在蒙古民族推行，大致上蒙古貴族、高層子弟習得此項老蒙文（即回紇式蒙文），而且也以老蒙文寫下蒙古族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關蒙古歷史的專書……《蒙古秘史》[6]，近代專治宋、遼、金、元史之姚崇吾氏指出「這部書到現在雖公認是用蒙古文《即老蒙文或回紇式蒙文》寫的，但原蒙古文久已不存。」[7] 現存於明《永樂大典》的是以漢字音譯蒙文的本子，是一部很奇特的書，雖然字都認得，如不懂蒙古語，仍然像看「天書」一樣，全然不解其意，如該書最後一段為：

這一大段漢字相信大家都認得，但是能知其意者，恐怕萬不得一，據深暗古蒙語者，漢譯後，其意為：

這一段漢譯似不如姚崇吾譯註、扎奇斯欽校補之《蒙古秘史新譯並注釋》來得「雅達」，姚．札書譯文為：

其實像這種以漢字音譯北方胡族語言的書，《蒙古秘史》並不是第一部，如《隋書．經籍志》就列出了十幾部以漢字音譯鮮卑語的書，如《鮮卑御歌》、《鮮卑號令》、《國語真歌》（按當時所謂國語，是指鮮卑語）等，可惜隋唐之後，這些以漢字音譯鮮卑語的書，都已佚了，《蒙古秘史》就成了碩果僅存以漢字音譯「胡」語的「孤本」了，茲將老蒙文（或回紇式蒙文）字母）七個母音，二十三個子音）及書寫成句的老蒙文形制列如附圖。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佞信吐蕃（即今西藏）地區的喇嘛教，於其中統元年（1206年）任喇嘛教薩迦派喇嘛八思巴為國師，對其優崇有加，由是許多吐蕃喇嘛到元大都（今北京）恣意享樂胡作非為（其細情可參見元末明初葉子奇所撰《草木子》一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頁84）；忽必烈又命八思巴以梵文字母為本創制蒙古新字，即所謂八思巴蒙文、或新蒙文，有母音字母八個，子音三十個其形制如所附圖，於忽必烈至元年六年（1269年）完成，元世祖忽必烈於頒行「蒙古新字」詔書中稱：「我國家肇興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字及畏兀（按即回紇）字以達本朝之言。」這種蒙古新字在元朝時，曾經被稱為「國書」，或許由於使用上的不方便，在元帝脫懽帖木兒退出大都後，就不再使用，蒙古人仍使用成吉思汗時代之老蒙文。而且一直在內、外蒙古使用到二十世初，內蒙古至今仍在使用（外蒙古部分稍後再敘述），可以說是正宗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蒙文。

女真族建立清朝後，借用老蒙文字母，稍加改變成為滿文，清初許多文獻是用滿文記錄下來，因此要研究清初史事，滿文老檔是不可或缺的史料，也從而可知老蒙文有其歷史意義與價值。

純粹的蒙古族，也就是所謂的「黑達達」，或稱蒙古本支，人數並不多，經過征服或自動歸附蒙古的許多不同民族，逐漸蒙古化，也即所謂「野達達」、「白達達」，一般稱為蒙古別支，元末明初稱為瓦剌或稱衛拉特，主要由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輝特及和碩特（此部為蒙古本支）等部所組成，大都駐牧於大漠以西，因此或稱漠西蒙古，雖然已經蒙古化了，但在語言上，或多或少與蒙古本支的蒙古語有些出入，原來的回紇式或老蒙文字母，未盡適合漠西蒙古（或作西蒙古，清時稱厄魯特或作額魯特蒙古）的需要，大約在十七世紀中葉，由西蒙古的棍格札勒散與卻吉敖斯爾兩人，在原有老蒙文字母的基礎上，稍作改變，是所謂托忒蒙文，一共有二十三個字母，主要是適應西蒙古方言，而其最大的作用是在翻譯喇嘛教經典。

現在來看外蒙古蒙文的變化，按外蒙古自元朝建立後，政治中心移到大都（今北京），外蒙古遂成為邊垂地區，明代達延汗（大元汗之漢字音譯）將其季子封到漠北，遂成為後日外蒙古三汗（車臣汗、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清雍正時新增三音諾顏一部，不稱汗），也一直使用老蒙文，及至遜清季世，俄國積極誘搧外蒙古，鼓勵外蒙古脫離中國，處處討好、賄賂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甚至以色誘之（見師博主編《外蒙古獨立內幕》，北京人民中國出版，1993年，頁104～110），更進而對外蒙古王公說，只要脫離中國宣佈獨立，則無論欠中國政府或欠中國在庫倫（今烏蘭巴托）商號的債務，都可一筆鈎銷，兼以清朝派駐庫倫辦事大臣，固有忠勤幹練者，但貪墨無能者也不乏其人，尤以末任駐庫倫辦事三多，不僅攜妓上任，且強行推動新政，不知外蒙古地瘠人貧無力負擔推行新政所需各項開銷，由是外蒙上下震動，會辛亥年（1911年）武昌槍響，俄國趁機蠱惑外蒙古宣稱獨立，其後雖經中俄蒙三方會議，改獨立為自治，嗣經北洋政府先後所派陳籙、陳毅兩位駐庫倫辦事大員，此二人極為幹練深知外蒙雖然地瘠人貧，但其地緣戰略價值極為重要，二陳善於斡旋於外蒙活佛王公之間，使渠等逐漸明白重回中國，乃是最佳選擇，其時（民國八年1919年）日本野心勃勃，趁俄國共產革命時，發動所謂「泛蒙古運動」，意欲在日本主導、操控下，聯合布里雅特蒙古、外蒙古、呼倫貝爾及內蒙古成立「泛蒙古國」，一時之間聲勢頗為活大，其時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極力勸說外蒙當局不宜參與泛蒙古活動，更進而勸說外蒙古放棄自治，完全回歸中國，此乃重大事件，外蒙自要慎重思考，雙方正在洽談撤消自治後，外蒙古應得到何種權益，洽談幾近完成時，北洋軍閥急於立功，派徐樹錚率少許軍隊入蒙，以西北籌邊使名義，位階在駐庫大員之上，不耐冗長之談判竟撤銷《撤治條件》，更逼陳毅離開外蒙，竟脅之以兵威，迫使外蒙當局發表撤銷自治聲明，如果北洋政府能維持穩定，此種結果雖不完美，也可接受，事後再設法補償外蒙活佛王公，可惜北洋軍閥發生直、皖兩系鬥爭，皖系失敗，徐世昌下台，屬皖系之徐樹錚被明令通輯，徐樹錚失去後台，只得潛逃，而此時（民國九年1920年七月），北洋政府雖再度起用陳毅，但外蒙高層對中央已感心寒，而此時在西北利亞之帝俄時代之白俄軍人恩琴，率兵攻入庫倫，陳毅只得逃回內地，從此中國力量撤出外蒙。

恩琴強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稱帝，外蒙再度宣佈獨立之後，外蒙青年蘇赫巴托及受蘇聯培訓之喬巴山，在蘇聯紅軍協助下，驅逐恩琴，在蘇聯操控下，三度宣佈獨立，仍由哲布尊丹也為帝，1924年（民國十三年）哲布尊丹巴死，改國號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等同四度獨立，從此全盤蘇聯化，排除具蒙古意識之一切活動，如禁止紀念成吉思汗，對於深具蒙古民族色彩之老蒙文（回紇式蒙文），更是必欲去之而後快，遂於1941年三月下令廢除老蒙文，改以與俄文相同之息立爾字母拼寫蒙古語，為了適應蒙古語的一些特殊語音，另行創制了幾個字母，可是在外觀上與俄文根本沒有區別，這種息立爾字母有元音字母七個，輔音字母十四個、輔助元音六個，軟硬音符兩個，另有特別字母六個，書寫時從左至右，橫行。

如果一個人只認得息立爾蒙文，其他任何文字都不認得，現在讓他面對英文、德文、漢文、俄文……等文字，我們可以斷定他只會對俄文感到似曾相識的親切感，因為他能把俄文字母讀出來，甚至可以將整句、整段俄文唸出來（儘管不知其意），因此這種息立爾式蒙文，對老蒙文而言是一種破壞，對蒙古民族而言，是一種同化。

此種，息立爾式蒙文，一般人多稱之為新蒙文，但八思巴所創制之蒙文，已有新蒙文之稱，因此遂有一些人反對把息立爾式蒙文稱為新蒙文，不過八思巴蒙文早已成為死文字，稱息立爾蒙文為新蒙也未嘗不可。

前蘇聯解體之初，外蒙古即展開掙脫蘇聯控制，六度宣告獨立，並改國號為「蒙古國」，為了恢復民族尊嚴，當時（按係1991年）即有意恢復傳統老蒙文之構想，希望編印老蒙文的小學教科書，當時外蒙古也無老蒙文字模，曾向台北某機關請求援助，經爭取到預算，原預計於1992年四月底前印妥小學一年級老蒙文教科書三十六萬冊，並於同年六月運送外蒙古，但發現當時台北也無老蒙文字模（按早年郭寄嶠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時，認為蒙藏文印刷甚為重要，特尋找專才能製作蒙藏文字模，排版之技師二人，成立印刷所，當年曾印出不少蒙漢對照書籍，惜乎郭氏離任後，該印刷所係編制外，遂予裁撤，原有字模遂不知下落），乃改變計畫，特派專人到內蒙古自治區，委託代印後，就近運往外蒙，當年此事曾轟動一時，平面媒體曾連續多日加以報導，最後不了了之。

今（2020）年三月二十一日台北《聯合報》A9版，曾報導外蒙古將於2025年全面恢復傳統蒙古文（剪報如所附，版面有所調整，並略去老蒙文等圖片）

看外來外蒙古或許真有意要恢復老蒙文（回紇式蒙文），似乎1991年的事重演，按外蒙古要恢復使用老蒙文，必須從各級學校教科書，各種傳播媒體開始，需要一筆龐大的預算，外蒙古政府有否此一預算，頗令人懷疑，姑且撇開財務問題，就文字本身來看，老蒙文係直行，如何與數、理、化等學科融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曾在政治大學教授蒙古語文數十年的哈勘楚倫教授就很客觀的指出：

上引哈勘楚倫教授對老蒙文、息立爾蒙文（新蒙文）之看法相當客觀，且上述看法距今已半個世紀，這五十年來科技發展更是日新月異，即使是文史哲等學科論著，也多改為橫式書寫或排印，以便於與外文名詞相融合，這已是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而外蒙古如今宣佈要從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老蒙文，這種逆時潮的作法，能否成功實在令人懷疑。

[1] 《蒙古與中國》係高博彥於1927年九月出版，原係高氏在清華大學史地研究所之碩士論文。1966年台北金蘭出版社予以出版，1987年台北南天書局三度予以影印出版。

[2] 以上說法請參考看拙撰《蒼狼與白鹿．蒙古帝國》，台北風格出版社，2011，頁19，只此書香港智能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

[3] 見耿世民《維吾爾族古代文化和文獻概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03。

[4] 見林幹《突厥與回紇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頁132。

[5] 以上係參考耿世民《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北京中央民族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22～23。余太山、陳高華、謝方主編《新疆各族歷史文化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頁125由何星亮執筆之《回鶻文》。另劉戈《回鶻文契約斷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97～99，均曾提到回鶻文，另史秉麟《蒙文源流》1972年以手寫本方式由台北華風彩色印刷公司承印，自行出版。

[6] 按此書最早出現於明《永樂大典》，書名為《元朝秘史》，但書中敘事僅及於窩闊台汗三年（西元1240年），下距忽必烈建立元朝之1206年，尚有二十年之久，因此稱《蒙古秘史》也有其道理，但該書原漢文名稱確為《元朝秘史》。

[7] 見1958年九月姚氏在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201次座談會，以《漫談“元朝秘史＂》為題之演講，全文刊載於《大陸雜誌》第十七卷十二期。

[8] 見額爾登泰．烏云達賴校勘《蒙古秘史》，內蒙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