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小月
一、 委身求全
在打石場人伙帶著阿杰撿船的那段戲中,蝶妹來,被稱作「三文番」,不因她做過什麼、又或是做了多少,只因為她的血統。「你三文,他兩仙。」而制價的合理性,被輕易建構在一段刻意對稱的笑虧話上,痛苦屬於你個人,他人則受到這句玩笑話的拉攏,樂於進入共犯結構。府城人長久以來在蝶妹身上佔得的便宜,可以只是平日的輕薄消遣,如今卻成為厚重的行情天花板,族群的糾葛不是玩笑話,隨時都能化為利己傷人的工具。
再看到琅嶠,蝶妹父親被客家頭人林阿九找去參加械鬥,好話說盡,拖磨不動,終究還是那句:「客家庄沒人想嫁番仔。你兒子就等著娶社寮的土生仔,再生土生仔。」驚動了他。這都是佔人便宜累積下來的,死活不讓林老實輕易以客家人自居,將他打入客不客番不番的異我族類,對林阿九來說,可以是真正有值的議價底金。
族裔認同和族群名權之重要。而蝶妹被隻身賣進府城,在那個仰賴地緣跟血緣的移民社會,缺少社會的支持網絡難能存活,光是走在路上就得要小心翼翼,無端承受起別人的指點和數落,完全曝露在人言蜚語當中。周遭諸多惡意,蝶妹只能不斷往卑微活去:「在府城別講番話」、「別講客家話」,十年府城生活,所遇皆是福佬與洋人,但她還是能熟善自己的兩個母語,契闊日久,竟與阿杰對答無礙,仍將血緣記憶深深烙在腦中,生活的異質剝離了她的身份認同感,也將她抽離至另一個客觀的視域,命她痛苦而鮮明地反思自己出生,以及出生之卑微。
她無法否認現實,無力拒絕這些惡意,了無外援就只能往內限縮自己:「你聽多了,就聽不到了。」委屈而認命,瞭然於心,因她無處可躲,唯有將自身僅有全數交出,任憑欺侮,毫不保留,才能抵得一條活路。
社會吃人,重要的身世無緣有他,只能夠被人當成短處拿著,當成笑料說著,致使蝶妹陷入歹命跟苦情的傳統困境,親族血脈被掐著度日,她無論如何不得承認,即使是在必麒麟面前,當年是他買了她,因由著主人完全知曉這位僕役的身世,卻依舊無法改變蝶妹早就認份的生命態度。「你媽媽聽你這樣說會很難過的,如果她知道你不承認她的血統。」必麒麟作為旁人當然可以說風涼話、說好聽話,「承認自己的出生並不丟臉。」這話太中聽,甚至符合當今社會的正義價值,可對於蝶妹來說,一旦承認這點,足令她失去更多更重要的生存條件。
必麒麟作為來到遠東的外國人,為求獵奇和歷險,要求轎夫帶他穿遍大街小巷,繞的遠路愈多愈好,接下去話鋒一變,隨即又問到蝶妹,說她沒事為何要捨近求遠?在什麼樣的位置才能說出什麼樣的話,地位不同才會如此使然。他們本非同路人。
「我不是生番,我是客家人。」趨異的兩種身份同時撕扯著蝶妹,因為在這個不安穩的社會中,排除他者才是常態,人人都在異中求同,長得同一副面容、流著同一條血脈,難得才能指示出一丁點安定跡象。複雜的身份於她,只徒增了麻煩,蝶妹從中選擇適合生存的那個,也無涉任何向上與向善的意思,從最糟到次糟,多道程序,不過是讓歧視沒那麼多罷了。不管是番是客,她的地位依舊低下,甚且顯得一廂情願。
回到琅嶠,蝶妹對李仙得說道:「這裡是我家,不會出事。」然而這個記憶中的家並未如她所想,起初以為只在山的那一頭,沒想到家原來是來自更內山的所在。即使說著客語,他們還是客家人認定的外來者,從蚊蟀埔到保力,再從保力到柴城、統領埔,入戶府城,讓蝶妹付出寄望的阿杰最終也被趕回琅嶠,而昭示血緣的母親遺物,只能搶在火燒前倉皇埋入土中,「沒地方可以藏了。」無法棲身便只能流離,躲躲藏藏,耗盡更多心力才能繼續下去。
生來即無福,所以即使來到府城得過上自我迷失的生活,蝶妹也不願記起回家的路。
二、 平安無福
蝶妹無法開口,只能緘默,謹慎收納自己的存在感,勉力求存,卻又是因為這樣默不吭聲的性格,導致她愈加地朝著歧視鏈的底層陷落。人是專欺落水狗,輕易用了她「三文番」的稱號給她制定身價,但是反抗或爭取就能夠更好嗎?看進李仙得的案例,法國血統、美國公民,參與南北戰爭險些失去左眼、臥榻兩年,全身傷痕累累,換來的卻是貝爾將軍一頓指正:「美國公民?(Citizen ? Citizen is nothing more than a word.)即使是像他這樣的(中國)人申請也能通過。出身,不是申請就能改變。不管你怎麼想,你自始至終就是個法國人。」
貝爾身為本土美國人,國籍的問題向來不是他會遇到的問題,美國人即是美國公民,但美國公民卻不等於美國人,簡單的大於小於問題,也是複雜的人種階級難題 ;很快地,順著德記洋行的人員受到李仙得執意關押,權力關係經過話題的更動而轉移,貝爾口中「nothing more than a word」的美國公民又突然值得一提了:「你關的是美國人(You are jailing American citizens. ),你不是認真的吧?」蹭著族群身份,貝爾這時想向李仙得佔些司法程序上的方便,任何一舉一動、每一個字句只要關乎族群,皆可最大限度地化為利益,所以,蝶妹能有辦法爭取一個說自己是誰的機會嗎?
當李仙得問起萬巴德醫生,對蝶妹的了解有多少?十年府城生活,萬巴德竟只能告以不解,「只知道她不喜歡回家。」因她確實身無一物,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能做,除了活著。必麒麟多次給蝶妹放假,給了她未來去路的主導權,然而自由之於僕役,天空之於籠中鳥,她無法。終於鼓足勇氣說要回琅嶠,是得找弟弟,依舊不是為了自己。
在這段她與家的雙向關係中,蝶妹並非無家可歸,而是日日生活如此,早已將她的自我消磨殆盡,她知道有家,也知道回家的路,蝶妹只是不曉得,如何才能找到這個需要回家的人。
五十番銀的數目有多少,從打石場師傅的話可以反推,底層人家好幾年的辛勞才有辦法換得。謹守這份唯一的承諾,十年來都是她繫持的信念,籌辦阿杰遷來府城的戶口,看重家人,可世道炎涼,蝶妹不得不壓抑自己對於親族的看顧和在乎。人死不得復生,這個社會即是如此,蝶妹連喘息為父親哀悼的權利都無法擁有,何況常年不見,早抱持了家人都已死絕的心情也不定,像阿杰在社寮港邊等不到蝶妹時脫口說出:「我姊姊死在府城了。」這當然是氣話,但裡頭又有幾分是說也說不定的意思?最壞的打算,他們腦中演練過了多少回?痛定才有辦法思痛,而蝶妹一生皆苦,那些她該認定的,早已在心中了卻。
所以當阿杰轉述爸爸被偷牛賊殺死時,對於什麼都不曾擁有過的蝶妹,比起失去一個父親,她想的更該是復得了一個弟弟:「別想爸爸了,我看到你,我就安心了。」親族歸屬和族裔認同間的相連性千絲萬縷。蝶妹早已學會拒絕訴說身世,不願承認母親血統,以便在府城求得一絲平安,但終究還是沒那福份替父親付出更多難過,如此堅強才能幫助阿杰即刻站起腳步,因為他也將要進入這個龐大的歧視鏈當中。斷開所有關係,因為血脈原罪,他們只能夠依靠自己,「在府城,不認識的別來往,認識的要小心,再怎麼裝,我們都不是唐山人。」在這,他成了「噶瑪蘭」,連琅嶠之名都無能保存。
「那不是你弟。」必麒麟這句從「你十年沒回家,搞不好也認不出你弟。」「我就說你會認錯弟弟。」一路鋪陳而來的台詞,依舊帶著挖苦和揶揄語氣,歸因於必麒麟這個角色的個性,但卻是這無心的一句話,便和蝶妹接下去那聲:「我不想回家。」雙關地呼應出了親族歸屬與族群認同雙方面的困境。琅嶠固然是她來處,但那裡已無親人,更是她長年受到羞辱的源頭,她因此學會了如何獨自求存,身為異種,她也只能學會如此,勿聽、勿說、勿承認,不能上大街,不能說母語,拒絕重返出生之地,不斷取消自己所能為之事,久而久之,便連自己都丟失了。
三、 孑然一身
排他性不斷被強調的年代裡,無法共融,強勢語言和主流族群的擠壓,逼使蝶妹不得不正視自己那受人苛責的身世。她能夠清楚地認知到:「我是客家人,在洋行上班,講洋人話,大家叫我三文番。」而在話底深處,她真正要弟弟牢記的是:「離開琅嶠,我們什麼都不是。」從她賣身之始,即是一場身份的交易,換得府城生活,而她的自我早也已賤價出售。
要有所得便一定要付出什麼、割捨什麼、犧牲掉什麼,「謝謝,但我不能白拿,我要用工作換。」這種既正向又僵化的等價交換,可以是她來自底層的底氣,一分力一分收穫,也可以是因她除了勞力,並無其他可賒,沒有人際網絡,沒有身世家底,也沒有充足的人情資產能供給她進行更複雜的交際方式。她所能夠應對進退的手段,除了勞力便是金錢,交給打石場師父一筆見市面的學費,兩清了,才把阿杰帶走。惡劣環境沒有讓她愈形剽悍或形猥瑣,只把她壓成了個老實人,老實而堅韌,再怎樣的苦也才挨得住。
「母親死前要我帶你離開這裡。」所謂的家在蝶妹心目中,三番兩次地遷移、三番兩次地燒毀,父死母歿,已是個流離失所的意象,所以出自本能地恐懼,而「恐懼會帶走一首歌」。唯有在用盡所有搆得的府城戶口都落了空之後,無所謂唐山漢人或是客家與生番了,真正的孑然一身,蝶妹才能說出:「我為什麼要藏。」綁上頭巾,是她最靠近也最願意正視血緣的時刻,接著未盡的歌謠唱下去,經由阿杰,想起母親訴說過的下一句話:「她也說要記得回來。」
一個曾自詡沒有家的人,現在願望道,希望讓死去的船員回家:「他們是船員,海是他們的家,大海會帶他們到他們想去的地方。」蝶妹不再欺騙自己早將歌詞遺忘,坦率地在李先得身旁和阿杰遙聲對唱,只不過姐弟兩個都只能在同樣幾句歌詞中反覆來回,最後還欠缺的,是他們姐弟共同經歷的記憶斷層,猶待撿回的失落環節,「部落會把歷史流傳下去」。然而媽媽從未向他們提起部落,自小在客家庄長大,一直自認是客家人,在府城討活,幫洋人做事,說洋人的話,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現在想把自己帶回家了,可同時也是在將這份複雜一併引入琅嶠,正應和了卓杞篤在草叢中瞄準蝶妹說的:「你是破壞部落平衡的人。」
劇照提供:公共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