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土伊峰会不是三国结盟，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仍是实用主义

7月16日，拜登结束灰头土脸的中东行，并在归国后遭遇了舆论雪崩。一来其好不容易放下身段，踏上曾被自己怒斥为“贱民国家”的沙特，却依旧难说服王储增产石油，缓解美国的高油价与高通胀；二来美沙两国虽签署了18项合作协议，拜登更提出“中东五原则”，誓言不让中俄“趁机填补真空”，却既无法说服沙特将俄罗斯踢出OPEC+，也没能组建统合以色列、海湾国家的“中东版北约”。

简言之，美国虽有意将此行包装为“新时代中东政策”的第一手布局，却在种种事与愿违后，暴露了自己的力不从心、左支右绌。

而就在拜登深陷“空手而归”的舆论泥淖时，中东又刮起另一股外交旋风。当地时间7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伊朗德黑兰，会同伊朗总统莱西、已在18日抵达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俄土伊“阿斯塔纳进程”三国首脑会议，各方亦分别开展领导人双边会谈。

由于此一行程发生在拜登中东行结束后几天，再加上伊朗石油部新闻机构SHANA于19日表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在当天签署一份价值约400亿美元的合作备忘录，是为伊朗史上最高额的外国投资协议，与拜登备受嘲讽的“空手而归”形成强烈对比，故有西方媒体为此直指普京“正在巩固反西方联盟”，甚至连中国互联网上也有部分舆论受此叙事影响，认为“俄土伊三国同盟”正在成形。

平心而论，排除西方媒体炒作中俄威胁论的用意，以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等现实主义思维理解中东事务，确实是相对直观且明晰的视角，尤其俄乌冲突爆发后，欧亚陆权国结盟对抗大西洋集团的理论叙事颇受关注，在此氛围下，中国舆论场会以类似视角观察俄土伊三国峰会，也是情有可原。

但回归三国的现实需求，此次峰会对各方来说意义不同，协调叙利亚秩序可谓最主要议程，却仍有其风险与极限；于俄罗斯而言，其要避免三国在叙利亚的合作模式走向破灭，同时巩固自己在中东的两大地缘支点：伊朗与阿萨德政权；对伊朗来说，其要把握任何维系政权存续的资源，不论是外部投资或政军支持；土耳其则是维持了近年一贯的激进摆荡外交路线，今日参与三国峰会，他日仍会在北约发表演讲。

简言之，土俄伊三国确实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有了新的对话需求，却还远不到网传所谓三国结盟程度。

首先，普京此次出行堪称多角外交之旅。但在其目标清单上，稳定三国在叙利亚的共存是第一要务，深化与伊朗的既有合作是第二目标，保持与土耳其的互动弹性则是第三需求。

在稳定叙利亚局势上，虽有部分分析认为，阿斯塔纳进程只是三国群聚的名目，但叙利亚局势确因俄乌战争而生变：在俄方将部分军力抽调往乌克兰战场后，土耳其趁势宣布将在叙北展开新一轮军事行动，并为此与俄伊两国出现摩擦，这是无可否认的现实。

自2016年阿斯塔纳进程创建起，俄土伊便是在截然不同的地缘目标下，维持对叙利亚局势的脆弱共识。俄罗斯倾向缓和并冻结冲突，并不急于推动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全部领土、击败全数挑战者，而是以巩固阿萨德政权为第一要务，推动战后重建的相关工程。在其看来，和平稳定的叙利亚局势、阿萨德政权的信赖扈从，能让叙利亚成为苏联解体后，中东罕有的亲俄行为者，此一走向符合莫斯科的国家利益。

但伊朗在叙利亚的目标更具革命色彩。其之所以在近年积极介入中东战局，于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培养亲伊势力与民兵，乃是着眼于两大目标：第一，在伊朗周遭建立地缘缓冲带，避免两伊战争波及本土的惨剧重演；第二，在“什叶新月”的宗教地缘视野下输出革命，支持各国什叶派政权与势力，抗阻逊尼派的强势与壮大。对其来说，支持阿萨德政权只是中程目标，其最终目的，是让叙利亚成为打击逊尼派、犹太复国主义（意指以色列）的战略前线。

而土耳其同样自有盘算。2016年以前，安卡拉仍在内战中支持逊尼派反抗军武装，站在了俄罗斯与伊朗的对立面；2016年后，其决意亲自下场参与冲突，在叙土边境打出30公里纵深的安全区，一来是要阻断库尔德武装势力与土耳其东南省区的连结，二来阻止难民源源不绝涌入境内，三要贯彻“向东看”的对外战略，深化自己对中东的区域控制。

基于前述目标，其选择倒向俄罗斯与伊朗一方，加入阿斯塔纳进程，毕竟相较于欧美对反抗军的微弱支持，俄伊两国在叙利亚的投入可谓真枪实弹，土耳其若要军事介入，便势必不能与两国同时为敌。

而从整体权力结构观之，俄土伊三国在阿斯塔纳进程下的团结，更多是仰仗俄罗斯在军事与政治上的主导，方能促成土伊两国相互合作。但除了暂时维持现况外，三国对叙利亚的未来走向缺乏显著共识，以至阿斯塔纳进程进行多年，除了促成停火、划设势力范围与缓冲区外，始终难有实质成果。

以2017年1月俄土伊三国会谈为例，俄方提出了叙利亚新宪草案，规划战后和解与国家重建进程，包括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改名为“叙利亚共和国”、废除只有穆斯林能参选总统的规定、淡化伊斯兰法作为主要立法来源的惯例、推行强调“权力下放”的“人民社会制”、削减总统权力以强化议会职能、将库尔德语提升为库尔德人聚居区的官方语言等。

上述规划契合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长期主张，即只有推行淡化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法色彩的世俗联邦制，并赋予库尔德人自治空间，才能挽救叙利亚的分裂。当然如此规划也不能排除俄方有意寻求“双重代理”的可能，意即同时扶持阿萨德政权与库尔德势力，避免叙利亚脱离自己掌控。

不论俄方真实盘算为何，这份修宪草案要落地，势必得跨越极大的政治障碍，即便阿萨德与伊朗能在长期蒙受俄罗斯恩惠下，选择支持莫斯科，土耳其也不可能同意，毕竟赋予库尔德人自治地位之举，可能会让土国内部的库尔德武装势力认为“爱哭的孩子有糖吃”。故可想而知，这份修宪草案最终胎死腹中，未能真正诉诸表决并推动。

而由此次事件也可观察到，在俄土伊互动中，土耳其因不似伊朗般依赖俄罗斯，故始终是三方之中较不合群、具有离心潜能的行为者，类似倾向也反映在土耳其于叙北的军事行动上。

自2016年以来，土耳其已四度发起对叙军事行动，分别是2016年至2017年的“幼发拉底之盾”（Euphrates Shield）、2018年的“橄榄枝”（Olive Branch）、2019年的“和平之泉”（Peace Spring）、2020年的“春之盾”（Spring Shield）。在“幼发拉底之盾”中，土耳其确实重点打击库尔德武装，但“橄榄枝”行动后，其便开始与叙利亚政府军交火，持续挑战俄罗斯的忍耐底线。

2018年起，普京便与埃尔多安多次会晤，协调在伊德利卜设立缓冲区，促成接触线暂时停火。然这般设置未能杜绝冲突，此后土叙双方依旧持续交火，最终引发俄军在2020年强势介入，土耳其的“春之盾”由此潦草收场，埃尔多安随后赶赴莫斯科同普京会谈，土俄最终签订停火协议：双方在接触在线结束敌对行动，并将战略要道M4公路南北两侧各6公里设为“安全走廊”，由俄土两军联合巡逻。

简言之，综合2016年以后的局势发展，俄土伊三国可谓在叙利亚形成了平衡共生关系：俄罗斯主导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稳定局势，伊朗与土耳其则共享这一秩序红利；但与此同时，土耳其又因自身的地缘需求，而与俄罗斯、叙利亚政府军形成“斗而不破”的竞争关系，而这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土耳其挑起了“斗”，俄罗斯负责“不破”。

然如今这一“不破”似有失灵风险。伴随俄军抽调部分兵力前往乌克兰战场，土耳其又看到了军事冒险的契机，并于5月23日宣布将在叙北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

综观前述几次冲突，若无俄军的火力支援，叙利亚政府军极难抗阻土军推进，故若放任土军自由行动，届时被拿下的恐不仅是库尔德势力区，还会有原属叙利亚政府军的城镇要塞，可能影响三国共存的权力平衡，对正于乌克兰作战的俄方来说，不止是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对伊朗而言，则可能打乱自己在叙利亚的多年布局，并让辛苦建立的缓冲区渗入土耳其阴影。

故在埃尔多安宣布将要进军叙北后，俄伊两方皆传发出警告，伊朗方面尤其强硬，多次表态反对土耳其在叙北进行任何军事行动。

6月下旬起，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便先后出访土耳其与叙利亚，协调可能到来的区域不稳，其虽表示“理解土耳其的安全担忧”，却也强调“土方在叙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破坏区域稳定”，并表示“必须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建立和平与安全”。

而或许正因伊朗与俄罗斯迟迟不开“绿灯”，土耳其虽嘴上强硬，却也担忧重演2020年被俄军暴打的惨境，故其始终未开始第五次军事行动。此次三国会谈，埃尔多安也早普京一天抵达德黑兰，并先行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总统莱西会谈，重点便是叙利亚局势。

然而哈梅内伊依旧强调，新的军事行动将“损害叙利亚、土耳其与周遭区域的稳定”，伊朗“肯定会与土耳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但眼下在叙利亚发动新的攻势只会使“恐怖分子”受益，叙利亚问题必须通过安卡拉、大马士革、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对话的解决。换言之，土耳其最终还是没能获取伊朗的“绿灯”。

而俄罗斯同样自6月起便敦促土耳其“不要行动”，此次即便未特别就此事表态，但由埃尔多安在会上屡屡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刻不容缓”来看，普京或许仍未松口。故此次三国针对叙利亚局势的协商，应该大体未超出过往的阿斯塔纳进程模式：土耳其发出“斗”的地缘挑战，伊朗反对任何危及什叶政权的举措，俄罗斯则以叙利亚大家长姿态，负责“不破”。

由此视角观之，此次会谈的前后脉络与外界的乐观想象不同，俄土伊之间并不是因关系升华而迈向三国结盟，而是出现了导致三国秩序可能不稳的变量，故要聚首协商，言明彼此底线与可接受的选项，避免三国在叙利亚的多年共存一夕瓦解。

而由三方最终共同谴责以色列介入叙利亚局势、敦促美国撤军，并言及新峰会将在年底前于俄罗斯举办来看，三国确实就叙利亚局势达成了一定共识，只是其较可能是俄罗斯与伊朗说服土耳其按兵不动，而非对第五次军事行动大开绿灯，除非土耳其愿意做出等价的政治交换或让步，否则俄伊两国应不会放任其搅乱叙利亚局势。

然有鉴于埃尔多安“出人意料”的精彩历史，也不能排除其最终决定孤注一掷，强制创造新“既定现实”的可能。

至于在叙利亚议题外，俄罗斯是否真如美国所说，正要争抢其留下的“政治真空”？光凭此次三国峰会其实不能证明，毕竟伊朗遭美国打压已久，早与俄罗斯交好多年，如何算是“美国留下的政治真空”？土耳其更是早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便开始于东西阵营间激烈摆荡，结盟情义都是逢场作戏，只有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才是不变真理。

倒是此次会谈的其他成果，凸显了俄罗斯经纬中东多年的实用主义逻辑，也就是持续深化与伊朗的合作，同时在俄乌冲突议题上，争取土耳其的理解与相对中立。

在俄伊关系的场域中，两国的实质经贸互动相当稀薄，关键原因还是伊朗受到了多项国际经济制裁；而在政治互动上，若俄罗斯大幅倒向伊朗，甚至与其结成战略同盟，必将牺牲与以色列、沙特的互信关系。

故有鉴于前述限制，俄罗斯处理俄伊关系，向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例如其虽允许伊朗共享叙利亚秩序，却不怎么积极谴责以色列对伊朗在叙部队的袭击，更拒绝对伊朗出售S-400系统，同时积极推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恢复外交互动，为的便是避免外界认为，其有意支持伊朗将叙利亚建设成什叶革命前线。

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又持续强化与伊朗在其他“无害场域”的合作，例如核协议谈判、对阿富汗的共同关注、对美国霸权的共同谴责，以及双方最重要的能源开发出口项目。

此次外界之所以乐观认为俄土伊结成三国同盟，多是被俄伊的400亿“世纪大单”所吸引。但其实早在2017年，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便与Rosneft、Gazprom等俄罗斯公司签署多项协议，规划在伊朗油田开展联合作业。

而根据协议内容，伊朗公司将购买俄罗斯设备与技术，以换取俄罗斯采购伊朗原油，再将其转售给第三国。协议的价值在当年高达300亿美元，又在2018年上升到了500亿美元，只不过美国也于同年对伊朗祭出高强度制裁，导致Rosneft等俄罗斯石油巨头宣布退出。

故此次的400亿美元“世纪大单”，虽说伊方宣称是该国史上最高额的外国投资协议，其实并未超出过往合作规模太多，甚至更多是补上“失落的份额”。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份400亿美元“世纪大单”顶多证明了俄伊的能源合作关系依旧稳固，不受俄乌冲突后的国际局势变化影响。对俄罗斯来说，转卖伊朗石油能让其拥有更多能源战略筹码，同时进一步拉拢伊朗的忠诚，但仅凭这份协议便推论两国即将达成“去美元”的战略目标，恐怕言之过早。

而俄土关系则更为复杂。与伊朗不同，土耳其同俄罗斯的经贸关系相当深厚，俄罗斯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能源和粮食供应国，土方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此外根据2021年数据，俄罗斯游客占土耳其观光人数的19%；与此同时，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几处地缘热点“利益不一致”，包括叙利亚、利比亚、高加索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但在耕耘去单极化世界秩序的目标上，土俄两国又似乎找到了合作空间。

上述复杂的关系层次，构成了土耳其与俄罗斯难以言喻的互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两国的合作充满机会主义，不易从结构来预测。

例如土耳其分明在叙利亚与俄罗斯敌对多时，却能在发起军事行动后，一夕加入阿斯塔纳进程，同时又与反政府武装私下合作；俄乌冲突爆发后，外界原本预测土耳其会因担忧俄罗斯的地缘威胁，而选择强化与西方的合作，没想到其不仅屡借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一事勒索要价，又与俄罗斯合作转售乌克兰粮食至中东，但同时提供乌克兰军用无人机。

如此戏剧化的互动经过，揭示了俄土关系的“游击化”本质：在可合作场域，双方不会被旧有立场、道德原则等包袱所牵绊，只要有一丝合作机会都会竭力争取，为的便是极大化自身利益，即便两国对峙仍在持续。

在此脉络下，土俄两国基本上不可能结成战略同盟，因为这只会增加双方负担，“不拒绝、不负责”的互动模式，倒比较合当今的双方领导胃口。

以此次俄土伊三国会谈为例，土耳其当然知道说服俄伊两国“开绿灯”难度极高，但其也不会因此裹足不前，即便在峰会中游说失败，只要会后其几经思索，认为眼下俄罗斯的主力部队都在乌克兰战场，故俄伊的惩罚“应在可接受范围内”，打破承诺也不过是一夕之间；无独有偶，俄罗斯也知道能吓阻土耳其行动的，向来不是口头承诺与纸上协议，而是战机炮弹等军事实力，故其应也有所准备。

尽管两国在管控冲突上互信不高，双方都不会放弃在乌克兰议题的相关合作，例如粮食出口便是此次俄土会谈的重点议程之一。

决定国家行为的动因，除了地缘政治、双边互动外，更有复杂的多脉络关系。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便是典型案例，其与伊朗长期交好，是反美反西方视野下的战略操作，但伊朗亦是沙特、以色列等中东其他行为者的竞争对手，而俄罗斯也与其存在合作关系，故俄伊关系再好，也不能以牺牲俄沙关系、俄以关系为代价，而是要恰如其分地嵌合在俄罗斯的中东棋局中，俄土关系亦是同理。

原文發表於2022年7月24日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