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哲學史》一類的書中,儒家思想自戰國的孟子、荀子後,往往直接跳到董仲舒。
但在這之間,有個人被《史記》稱為「漢家儒宗」。他或許沒有高深哲學可言,卻歷事秦(胡亥)、楚(懷王、項羽)、漢(劉邦、惠帝),最終主導皇家禮儀,成為帝王之師。
叔孫通,從秦朝的焚書坑儒到漢朝的禮制官學,他是儒家重新站上歷史舞台的關鍵人物,其遭遇也最能反映儒家的結構性困境:如何面對性格、需求各自不同的帝王,又如何面對愛抱怨的衛道人士。
話說秦二世胡亥即位後,弄來一批儒生當顧問。正逢陳勝、吳廣揭竿起義,皇帝問他們,有人說楚地那邊造反啦,你們怎麼看?
有人直接發言:我帝威武,應該親自出征,不要交給別人。皇帝有怒色,又問有沒有別的看法。
叔孫通的政治嗅覺靈敏,馬上跳出來說:別聽他們亂講!如今天下大治,根本沒人造反,談何御駕親征?那只是強盜聚集起來打砸搶,叫地方官多注意點就好了。
皇帝點頭,覺得有道理。但他還不滿意,一個一個去問儒生們,你覺得是造反還是盜賊?大家都講完後,皇帝下了個極為缺德的命令:
說是造反的,屬於「妄議」、「惡意造謠」,立刻論處罪責。而極力說是盜賊的叔孫通,得了不少賞賜,還拜為博士。
這事太詭異,所以叔孫通一出宮回家,馬上就有衛道人士找上門來:你剛剛是怎樣?阿諛奉承、睜眼說瞎話,也敢自稱儒家嗎?
餘悸猶存的叔孫通立刻嗆回去:有沒有搞錯啊!我才剛從老虎嘴巴裡逃出來呀!
此事之後,初得皇帝青睞的叔孫通,竟立刻捲鋪蓋跑回老家。也虧得他有先見之明,要不然後來趙高公然指鹿為馬時,不知他會怎麼回答。
其後叔孫通事楚,沒搞出什麼名堂,轉而投漢。劉邦向來瞧不起讀書人,覺得他們都是白目公務員,於是叔孫通再度發揮政治嗅覺,主動去儒服、穿短衣,還引薦不少盜賊出身的武人給劉邦。
衛道人士又不高興了:你不幫正直的讀書人也就算了,反倒推薦雞鳴狗盜之徒,到底是怎樣?
叔孫通回應:人家現在忙著打仗,你們看看自己的手腳,能上前線嗎?有些耐心等個幾年,我絕不會忘了你們!
叔孫通顯然有點本事,獲得劉邦重視後,也幫著出些安定領地的良策,弄到了個「稷嗣君」的名號。好不容易,總算熬到了劉邦統一天下。
劉邦當了皇帝,發現事情跟當初想的不一樣,自己並無秦始皇那種威儀。最明顯的事例就是,劉邦跟群臣喝酒聊天時,總會講到當初打仗的事,每次喝到半醉,都會有人站起來拔出佩劍狂砍柱子,嘴裡還大喊大叫:
我當初就是這樣幹掉他的啦!
以前在軍中,劉邦覺得這樣有助士氣,笑笑也就罷了。如今自己是皇帝,底下人還沒大沒小亂砸亂砍,這還得了!
要知道當初秦始皇面前,沒有人能夠佩劍,如不得皇帝命令,也絕不能離開座位。所以荊軻刺秦王時才出現了刺客追著皇帝跑,大家不敢動只能乾瞪眼的搞笑情況。
這時叔孫通的政治嗅覺再度顯靈。他看出皇帝的心事,主動上言:
儒生的確不會打仗,但天下統一後,則能使其不易動盪。我願和儒生們設計一套皇家禮儀,流傳後世,彰顯皇帝權威。
劉邦心中暗爽。但也難免懷疑,這禮儀會不會太複雜,搞到自己也學不來?叔孫通連忙說,上古各代禮儀都不太一樣,沒有一定的,我們當然會為皇帝您量身訂作。
得劉邦首肯後,叔孫通總算能夠實現諾言,讓苦等的儒生們一展身手。但衛道人士又來事了,他們說:
當初周公制禮作樂,是先人百年德治的結果。如今天下才剛剛統一,叔孫通是個什麼東西,就敢蠱惑君王、妄談禮樂!
叔孫通一邊暗罵鄙儒不知權變,一邊召集故交儒生三十多人,設計整套皇帝接見群臣的儀式,加上演練與測試,搞了快一年才正式上線。
首次實作,群臣面露敬畏、進退有序,就算偶有人搞不清楚狀況,也馬上被靜悄悄地引導出場。劉邦試了通體舒暢、體驗滿分,當場就說:我今天才知道,當皇帝有多爽多尊貴!
叔孫通趁機進言:我那些同事勞苦功高,希望陛下考慮。劉邦自然高官重賞一波,苦盡甘來的儒生們聞訊大喜:叔孫通識時務,是當世聖人啊!
(衛道人士表示:小人得志。)
至此,劉邦總算認識到,自己能馬背上得天下,卻不能馬背上治天下。他開始看重儒家教化的功能,並讓叔孫通去當太子(漢惠帝)的師傅。
但故事還沒完。死前的劉邦,動了一個足以撼動天下的念頭:換小兒子當下任皇帝。對叔孫通而言,這不僅犯了儒家主張立長的大忌,何況身家已和太子綁在一起,無論如何都得搏上一把。
於是他跑去面駡劉邦:
全天下皆知太子仁孝,何況皇后(曾被項羽俘虜)、太子(曾在項羽追來時被劉邦丟下車)跟你吃了那麼多苦,這樣你也忍心背棄他們?如果陛下一定要換太子,我願先以頸血污地!
「以頸血污地」(有時是汙衣襟),自古以來就是以死相逼的形象說法。在戰國時期,通常代表「我死在這裡代表你會殺使者,你的信用將徹底破產」甚至「先傷了你我再自殺」。
這可說是委婉用語中,含意最為兇悍者,敢對皇帝這樣講,可見叔孫通是真豁出去了。好險劉邦自知理虧,也沒怎麼生氣,只回了句:我開個小玩笑而已。
叔孫通大約猜到,劉邦不會如此輕易放棄,接著罵下去:這種事也能拿來開玩笑嗎!搞得劉邦連說我聽你的,這事才算暫時過去了。
(衛道人士表示:本該如此。)
但只是暫時。從權力衝突的角度來看,叔孫通只能從道義或輿論入手,並不足以扭轉皇帝的決定。正逢呂后也覺得道義不夠力,強迫張良出策,太子於是請出商山四皓相隨。劉邦看到自己也請不動的這些人物,便知太子羽翼已成,方絕易位之念。
漢惠帝即位後,很尊重叔孫通這位老師,許多建議如立宗廟、獻櫻桃等,都成了後世皇家慣例。直到這時,他才真正有資格被稱為「漢家儒宗」,衛道人士也比較少發表意見了。
從叔孫通的經歷可以看出,儒生自己沒有武力或財力,其權力必須來自君王的信任與重用。所以如何判斷君王的喜好,以及能否迎合,決定了他能否站上歷史舞台。
如果是個昏庸君王(如秦胡亥),你連跑都來不及;如果人家表面尊重其實不理(如楚項羽),你什麼事都沒辦法做;必得你願意迎合君王喜好(如漢劉邦),加上他還算是肯聽建議,影響力才能逐漸累積。
對叔孫通而言,直到皇帝是你從小教到大的(如漢惠帝),或官僚派系中你的門人占多數,你才擁有左右皇帝決策的穩定權力。所謂道義也才能逐漸顯現,因為你不再需要先保權力再談理想。
但要走到帝王之師的高位,你往往得有敏銳的政治嗅覺,經歷無數多的妥協,外加扛住衛道人士的批評。這種平衡思維極難拿捏,講好聽點叫權變,講難聽點叫奉承,它導致中國歷史上能掌大權、有功業的儒生,通常毀譽參半。
更慘的是命絕志半,這樣常常只會留下壞名聲。譬如叔孫通,如果在替劉邦制訂禮儀前就掛了,縱使胸懷多少大志,時人印象就只會是阿諛奉承,絕難有「漢家儒宗」之名。
當然也有一種捷徑,就是直接得到君王的賞識與信任,縱千人誹謗也終身不易。這種案例極其少見,也是諸葛亮如此讓後世文人稱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