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藝術家的「輕」—— 《最後一片雲 — 李傑》

＠TKG+

該如何去理解李傑的作品？老實說，我從關渡美術館《保持荒涼的表情》、嘉義美術館《2222》，到現在置身於內湖的畫廊地下一樓的《最後一片雲》，都無法給出一個答覆。我只能描述它，盡可能地將當下的感受轉化為文字。

李傑繼上次在TKG+的個展後，此次於同一個場地帶來的新展覽，給我一種渾身赤裸的感受。

上一次看到李傑的個展是在關渡美術館，那裡整整一層樓的腹地能讓他發揮：他在美術館的落地窗上塗抹凡士林，使得向外望出、或由外望向裡面都呈現高斯式的模糊，投影機直接放置在落地窗前方，彷彿毫不在乎投影的光線被自然光減弱。不使用音響，直接由投影機播放的音質破損，”Yesterday, when I was mad”的歌曲迴盪在空間中，驚擾了光。

關渡美術館呈現出李傑的許多面向，除了最廣為人知的，通過多個投影的重疊，佐以簡易、素淨的生活圖像，加上英文旁白，使光線、畫面產生些許位移，製造出些微錯置感。他選擇「光」這個媒介來自我剖析，佐以詩意的、直覺的、感性的文字，時而帶有哲學性，可篇幅都不長。

關渡美術館中，有李傑於展覽現場摔壞的冰箱等電器，在整個展覽中顯得格格不入。

台北藝術大學的課程講座中，請來了白雙全，提問環節時，有人問道：「總覺得香港藝術家的作品都淡淡的。」白雙全的回應頓時顯得激烈了些，我記得他說：「怎麼會淡呢？」的語氣。

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可身為台灣人的我們，在這樣的話語溜出嘴的瞬間，是否過於樂觀、過於安逸。獨裁政權下的血與淚，在社會變遷時顯得無能為力的藝術家，身為在台灣的創作者，我們觀看白雙全、觀看李傑時，若只捕捉到了表面的寡淡，又該如何面對自己的命運。不能說他們的作品全都是政治的，卻也不能說他們的作品全然脫離了政治。

要形容李傑，腦海裡第一個跑出來的詞多為「淡」、「輕」。我記得我第一次在關渡美術館看到李傑的作品時，被地上破碎的冰箱震懾到了心尖。他是這樣一個人啊，他會寫道：「如果狂喜般的快樂終究會出現，它應該是輕盈而幾近無聲的。跟哀傷差不多。跟散步也差不多」。

快樂怎麼會跟哀傷差不多呢？狂喜怎能拿去和午後的閒散漫步做對比呢？

於是我明白了，他是站在比我們都還要高的維度去看世界上的情緒。知曉世界的一切之後，狂喜和悲憤都一樣輕盈，每天都有人在死去，也有胎兒降生。每一份情感都同等地沈重，卻也同樣微不足道。這造就了他的從容。

回到TKG+的《最後一片雲》，一走下樓梯就能看到大片雲朵構成淺粉、淺藍的圖像迎接，細碎的樂聲為底，投影機仍是大刺刺地直接擺在地上。可這次展場中沒有保鮮盒，反而使用水桶來作為削減光線的手段。

整體上來說仍是其一貫的風格，些微錯位的投影，以及極其巧妙的光線和牆面的搭配，加法與減法運用得愈加自如、精準。些微突出的樑柱都能成為他操縱光線的方式，燈光斜斜打向牆上的作品，被柱子遮到的部分亮暗是涇渭分明的，可又在另一側緩緩地發散開來。

直接用筆電喇叭播出的電音曲，音量適中地傳遞到每個角落，卻又不致令人不悅。展場中似乎什麼都沒有，瞥一眼就能看見全部，但魯莽的視線下其實什麼都沒掌握到。正中央的雲仍在以難以察覺的速度緩緩移動，顏色隨機地置換。

李傑常用「A、B、C、D」這種誰都能帶入，卻誰也不是的角色，當作文句中的主角。寥寥數語間似乎預示了誰與誰之間的聯繫，但細想卻又發覺，那都是毫無相關的。這些積累的字句其實什麼訊息都沒傳遞出去。這是很不可思議的，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走進一個展覽，期望得到什麼，但在光線變換和朦朧的圖像底下，我們其實沒有學到新東西。

有人形容李傑的影像是「散文電影」的一種，斷斷續續地帶著詩性。可在我看來，這更像是孩童的塗鴉，總會有人試圖解釋孩子的每一筆、每一劃，可他們或許只是想到了，就去做了。但任何評論都無可避免地造成超譯。

在我看來，李傑用光做雕塑，用水桶、保鮮盒做裝置。課堂上，饒加恩說李傑的作品是「去技術」的。其字句似是直接擷取腦中的靈機一動，卻又犀利地點出人類社會的劣根性及本質。

我們會被他觸動，也是因為這種純粹的一語道破。當要說「輕盈」時，不如選擇使用「超脫」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