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言：問「全球南方」，誰主浮沉？
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般人，甚至包括部分自稱的中國研究專家，多以為中共外交只是充滿左派意識形態的口號，聽來高亢、激進卻脫離國際社會的現實，好像除了「內宣」沒有真正的外交效果。比如建政初期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1949/8/14)、大躍進與文革時期的「東風壓倒西風」、「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1956/7/14)、「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大打、早打核大戰」等等，還將這些印象連結到新冠疫情時期大陸外交官與西方進行的所謂「戰狼式」辯論。上面這種看法的嚴重缺陷，是預設中國外交的聽眾都位處習慣於且獲益於個人主義市場經濟的已開發國家，特別是西方多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經濟的公眾。而這部分的聽眾，不僅因其媒體認知架構所限，且在日益不平等的全球化世界社會中，其實佔比並不高。
上述文革前後極左的「革命外交」主張充滿鬥爭性，而「敢於鬥爭」也確實是中共外交的重要風格。但在文革之前與文革之後的中國外交實踐，還有很多有賣點、可操作、訴求性強，甚至能與時俱進的主張與元素。最近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七十週年北京宣言》中標舉的、源自1950年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即是中國外交原則的長青樹，並首先在全球第一次眾多民族主義高漲的脫殖各國聚集的1955年印尼「萬隆會議」，由周恩來推廣。雖然可以說大躍進以後的激進外交不同程度偏離了五原則，但很快在與尼克森與戈巴契夫推動大國關係正常化之後，五原則和1980年代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即後來的中國「結伴不結盟」路線）就成為直到今日「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基本原則，並和後來的「三大倡議」連結起來。
「五原則」與「獨立自主外交」（1982年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提出）兩者出現相差近30年，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基因，就是訴求戰後大量陸續脫離西方獨立的、經濟尚在「半封建半殖民」（或後殖民）卻人口眾多的、依照西伐利亞體系主權形式平等制度「一國一票」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國家。一定程度上，台北當年在聯合國逐漸落居劣勢，與中蘇爭相拉攏的這些新增國家形式政治地位的上升有相當的關係。後來與台北仍能維持的邦交國，多是與美國安全合作緊密的拉美與南太中小國，甚至在中國以一帶一路加碼爭取「亞非拉」之下，幾乎只剩下非常依賴美國的加勒比海與南太島嶼國家。應當注意，而這個過程並非「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大項目灑出後的結果，而是1970年代以來美、蘇都未能成功吸納它們加盟自己的漫長過程。
胡耀邦與江澤民從1982年的「十二大」起至2002年的「十六大」都並用了「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前者是被毛澤東政治化了的概念，用意是區隔美蘇霸權的第一世界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的第二世界。言下之意前兩者是「世界城市」，中國即像是「世界鄉村、第三世界」的天然領袖。
「發展中國家」一語相對中性，從強調「和諧世界」外交的胡錦濤2008年「十七大」起，包括在「十八大」接班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習近平，正式外交上已不再用「第三世界」，保留「發展中國家」。不變的是從鄧小平以來，中國外交堅稱不結盟、不站隊，但「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定位沒有改變。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1984年接見結束巴西軍事執政的總統菲格雷多（Joao Figueiredo）時盱衡國際，提出以「東西南北」分析國際政治主要問題：「東、西」問題是陣營問題，即是和戰問題；「南、北」問題是發展問題，即是貧富問題，實深有智者之遠見。鄧在冷戰後期要求的「南南合作」，一直指導著中國外交「發展中國家是基礎」的原則，也是現在北京宣言以「全球南方」為推動五原則的關鍵指引。21世紀全球暖化嚴重以來，中方與巴西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各種氣候會議提倡的「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多數南方國家所歡迎，就是「南南合作」有成果的證據。
美國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J. Kritenbrink）近日在大西洋理事會指出，華府要積極以更多實力投資、拉攏更多友盟、提供更好治理願景，對抗中國在「全球南方」的競爭。康達雖然表明沒要發展中國家選邊，但承認北京在此領域有其優勢，華府要聯合日、歐、澳等國才能反制，已不言可喻。去年印度即在美歐放水援俄制裁下，成功召開G20與「全球南方」之聲（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線上峰會兩項活動，更被西方寄予代為招攬全球南方的厚望。但印度經貿體制、莫迪總理強勢的領導，與長期不結盟運動領袖的身份，願否帶領「全球南方」倒向華府，其實不應過度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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