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次勇闖西藏拉薩的背包旅行，一站又一站的征途裡，開啟了她有別以往、課本上觸摸不到的藏人想像。在西藏茶館裡與陌生藏人聊天，讓她開始思考「國家與人」的關係、關注難民社會的議題；拓展自身邊界的旅程，由此生根萌芽。
五年前，她前往印度，展開田野研究與教學生活，但她的目光，仍專注於圖博（Tibet）難民上。她去了難民口中最像圖博的拉達克，去了南印的難民定居營區；擔任華語教師的同時，也將攝影的技術一同帶進了教室；更計畫與難民建立組織，為當地社區提供工作機會。
她是林汝羽。在一次次深入的自我探討與實際行動中，現在，她選擇將這些「沒有國家的人」的故事記錄下來，並於SOSreader展開寫作計畫。在書寫的同時，對難民的觀察與研究持續，新觀點與想法也從中迸發。對於國家，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認知，展現什麼樣的認同？一起來閱讀她的故事，或許能從她的故事中，找尋自己的答案。（編按：下文中的我，為汝羽第一人稱敘事）
十年前的西藏之旅：我的「他者」啟蒙
我與圖博（Tibet）的緣分，始於十年前第一次當背包客。那時，深受兩本書的啟蒙：《藏地牛皮書》及《地圖上的藍眼睛》。《藏地牛皮書》在當時造成了很大的轟動，是一本寫給背包客進入藏地旅行的指南──這本書不似以往的背包攻略，而是包含了許多對於藏人文化的介紹，讓你從書本中提供的方法更了解當地的生活樣貌；《地圖上的藍眼睛》則描寫兩位女生到中亞旅行遭遇的總總一切。
那是我第一次認識「課本上沒教的中國」，也是我第一次進入中國。當時，我們走川藏南線，一路上搭乘巴士、拖拉機、租小麵包車，有時甚至要自己爬過去……，就這樣一站一站地緩慢地進入西藏，到了拉薩。那一年，西藏自治區建立剛好滿四十周年，對外國人的限制非常嚴格，我們托中國友人的福，順利進入西藏。
2008年三月暴動事件後，攝於拉薩街頭。
記得當時拉薩有許多的「甜茶館」，人們可以在裡面自由自在地喝茶聊天。在甜茶館與陌生人聊天，讓我認識到很多事情：關於宗教的壓迫、關於失蹤的第十一世班禪、關於藏人做為少數民族，在中國發展的進程被放置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也認識到中國、台灣、西藏思想教育的不同......等等。這趟旅程，開啟了我對於「他者」認識。
在藏人朋友家，第一次見到藏人想盡辦法把他們的孩子送出國──但不是坐飛機，而是找個嚮導（可能是雪巴人、尼泊爾人或中國人），透過各種方式將孩子偷渡出去。早年是走路闖天涯，但後來我訪問到藏人難民時，部分的人開始坐飛機、坐車到尼泊爾邊防關卡，之後才偷偷地溜過去。
尼泊爾的邊境，會有西藏流亡政府的人專門在路上撿一些剛逃過來的藏人，那些藏人通常非常虛弱。住在邊境旁的尼泊爾家庭，也會收留剛抵達的藏人們。進入尼泊爾後，藏人們會到藏人行政中央設的辦公室和印度政府在尼泊爾的大使館，進行身分登記；等到逃亡過來的藏人達到一定數量後，他們會整批被送往印度。藏人們第一站通常是到印度新德里，從新德里再前往達蘭薩拉（Dharamshala）拜見達賴喇嘛，之後被送往安置中心，或各自前往親戚所在的定居點。
由「沒有國家的難民」來思索「國家與人」
因為探索西藏的經驗，讓我開始關注難民議題。藉由這次「國家與人」的研究、寫作計畫，我想尋找同樣對這些議題有相同興趣的讀者；在探討「國家與人」的層面上，讀者認同我以「沒有國家的人」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彼此探索的過程：與其說是我帶領讀者走，不如說我們就像在同隊伍的成員；在這個隊伍裡，我的角色是走出去，將所見所聞寫下來，讀者則是閱讀，並給我一些回饋，他們提出的意見會給我許多靈感，我們一起來發掘、探索這個主題。
西藏之旅後，汝羽關注起難民議題，也逐漸醞釀出「沒有國家的人」的寫作主軸。
我認為，國民義務教育是國家去培養、塑造「國民」的過程，國家有意識地將它所期待的國民素質放進教育當中。當我們接受國民義務教育時，也就開始了被培養成國家未來公民的過程。在國民義務教育當中，國家一直都有明顯而清楚的角色（在權力的關係裡），做為一個國民，我們如何認知自己的國家、如何認知自己的國民身分、如何描述自己的國族認同，其實都是從教育場域來的。
但是，我認識一個國家的過程，從小學到初中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小學社會課，帶有鄉音的老師對中國的介紹是「畫個大中國地圖塗顏色」——這樣平板、沒有任何解釋及啟發的講課；到了中學時，出現了「為考試而刪減內容」的調整——這當中，年輕的心智當然會辨認是「為考試而功利（讀書）」，或是「為知識而學習」。進入大學後，我又是個更獨立的知識獲取者、又當了家教（協助別人取得知識者），這其中角色的轉換又產生了變動。討論國家的概念及國家的內涵，在現在這樣的時刻，變成一種重要的事情。
另外是閱讀帶給我的啟蒙。在圖書館、網路上閱讀、找尋資料後，以前課堂上灌輸到腦袋裡的「大中國意識」逐漸被打破，認知到中國與台灣其實是經歷了不同歷史的兩群人，也透過閱讀認識到很多課本上沒教的台灣民主運動、以另一種觀點看日本的殖民等，這些都影響了我為什麼要書寫這樣的主題。
印度讓你更堅強，每天打開、重塑你的世界觀
印度是個神奇的地方。它本身很窮，卻還能接收各個國家的難民。印度本身並沒有制定難民法，而是以外國人法適用所有的難民群體。這些難民來到印度之後，也能在印度這個非常混亂的國家，找到他們的立足之地。
我把自己看成一個「節點」、一個跨文化溝通下的產物，心胸也變得更加開闊。當我回到自己的社會，面對社會種種的問題時，好像有更多的資料庫可以運用的感覺。印度會讓每個來印度的人都變得更加堅強，因為每天都在學習、承受及享受界限不斷被打開以重塑的過程。
汝羽常逛印度市集，除了對手工藝與手藝人的喜愛，也持續觀察NGO組織以生產商品支持扶貧、環保議題及婦女發展。
圖右為盛裝來到大城市推銷手工藝產品的印度吉普賽人（右），左為NGO組織的會計兼社區經理。
舉例來說，一開始在印度教中文、攝影，其實算是實驗性質的嘗試。因為藏人學校需要，於是盡可能地協助學校去完成這樣的目標。這次我回達蘭薩拉時，我在藏人行政中央的智庫裡教中文，一邊教一邊分享自己的研究、重新詮釋自己的文化，而我自己也在學藏語——我想找尋漢、藏之間的共同性，及建立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學習到新的東西、擴展自己的世界觀，做為一位研究者，這會讓我感覺到由衷的欣喜；跟著我一起學習的學生們，透過我了解原本不得其門而入的世界時，做為老師我能感受到他的喜悅，這樣的成就感甚至比寫論文發表還大。上漢語課的小朋友，藉由學習新的語言表達自己，擴充他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對上攝影的小朋友而言，他們玩得很開心，且能誘發他們以影像表達自己，更加肯定自己的重要性。
田野對我來說，不是走進一間果園，去摘你想要的果子，回來做出一道自己想做的菜；田野對我來說，比較像是邂逅。你會在出田野的過程中，遇到各種各樣的邂逅——這些邂逅會改變你，也會改變田野本身。進入之前，你對它的認知是不夠的，但你充滿熱情、想要了解，你的熱情會支持你完成對它的認識。走進田野，是去探尋事實的所在。
信仰會決定人的生活方式。對我來說，信仰不是追隨神，而是價值。但當我帶著信仰來到田野中，會大量地跟田野中的一切發生碰撞，碰撞出來的結果，造成我與田野之間產生改變。
探望接受公務人員培訓的藏人朋友Tsephel，攝於Sarah Tibetan College（薩拉高等西藏研究院）附近的松林土路。
我的田野生活分成兩個部分：學習與服務。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這是我最佳的沉澱時刻。我會寫田野研究筆記、讀當天自己覺得最重要的書，之後去圖書館查資料或去上語言課。傍晚吃點食物，再讀一點書，就結束了一天的生活。
透過閱讀、思考、寫作貼近事實的樣貌，同時也反省自己作為理解的介質——就好像光線照向你，又從你本身透出去，時時刻刻改變著它的角度、色澤及強度。做為一個田野研究者，就是以寫作跟時光拉鋸、對抗。
反思、寫作、呈現田野：跨出自己的觀點
在難民學校做田野的時候，經常對別人說的話、開的玩笑都過份認真，所以老師們很喜歡逗我玩。有個老師一直跟我說他教電腦、課在星期六早上，直到某一天我對他說：「星期六上課很辛苦喔」，他才摸摸頭說：「其實我是開玩笑的。」後來他還來跟我請教涼粉的做法。
另外一件趣事，是我在收集老年人的回憶時，採訪了學校退休職工，當時九十二歲的老先生。每天下課，我就和兩個跟我學中文的學生，他們來自圖博，幫我翻譯。我們三個人坐在漏雨的鐵皮屋裡，專心抄寫老先生的生命故事。因為漏雨地板會濕，有時必須把腳抬高，有時我一邊聽也一邊幫老先生補衣服，協助翻譯的學生其實並沒有小我很多歲。我們在地圖上畫出他當年離開家的流浪路線，學生的流亡路線，我的旅行路線，最後匯聚在一點。
Gyaltsen（後）與 Jampa（右）和我是聽老爺爺說故事的隊友，我負責寫，Jampa負責翻譯，Gyaltsen則在心裡為這些故事擘畫電影劇本。
在記錄難民的故事時，我不想「只是呈現他者的故事」，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反省。做為一個研究者，常常要聽別人講故事，自己要寫別人的故事，有時也必須要講自己的故事——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反省、思考自己與他者在這個社會上的位置時，更想去挖掘「寫作」到底帶來什麼樣的意義？「文本」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又發揮了多大的功能？
如果只呈現他者的故事的話，讀故事我們可以「共感」，因為人的生命歷程就算跨越了文化，還是會有一些普同性的理解；但要把這樣的普同性，促成改變、和解、向前的力量，我認為他還是需要一種理性的論述、思辨，以及超越性的思考。如何運用自己的能力決定如何呈現這些故事，這是我想去挑戰的一種方式。
站在這樣的立場，以及我自己一直認為的「他者的故事應由他者親自講述」，書寫會更有正當性，因為人與人之間所看到的，有時更多的是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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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圖片來源：林汝羽
撰文：熊編
編輯：宅編
